第二十六章 慎刑和恤刑

貞觀四年，也就是公元630年，李唐進入國力強盛，四夷臣服的輝煌時期。那一年，農業的大豐收，讓一鬥米價只需三四錢，百姓安居樂業，連盜賊都似乎銷聲匿跡，出現了“外戶不閉”的情況。

在如此大好的形勢下，唐太宗再次下詔大赦天下，在赦免的人中，除了那些枉法的官吏以及受賄者外，其他不論是罪重還是罪輕，都有可能得到赦免。那一年，真正處死的死刑犯竟然只有29人。

當然，除了犯罪率確實低外，還因對待死刑犯的謹慎態度讓真正被執行死刑的人少之又少。

唐太宗曾擔任過尚書令，他深知作為一國之君，權力高度集中下產生的不足和危害。更知自己一時沖動下的“金口玉言”，很可能導致事實偏頗和失誤，進而造成無法挽回的後果。

唐太宗時期，在律法上，李唐仍然延續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從體制上來看，不管是詔令的起草還是審核、監督，三省官員都可互相制約，似乎很完善，實際上，這三省官員卻很少能真正起到互相制約的作用，更多的時候是互相推諉或相互“勾引”，更或者只是“察”皇“顏”，“觀”皇“色”行事。試想一下，當一切都以皇上的意見為意見時，即便知道皇上的意見是錯了，也不敢加勸諫的話，制造冤假錯案也就在所難免了。

對於這一點，唐太宗在貞觀元年的時候已經注意到了，因此才提出：“置中書、門下，本擬相防過誤。人之意見，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為公事。或有護己不短，忌聞其失，有是有非，銜以為怨。或有苛避私隙，相惜顏面，遂即施行。難違一官之小情，頓為萬人之大弊。此亡國之政。”

不過，因擔心“金口”誤事，唐太宗在用刑上，也就越發謹慎了，開始實施“慎刑寬法”的清明政治，每處決一名重刑犯，都要“三覆五奏”，只將死刑的終審權收歸中央，即便如此，在終審時，他還會召集中書、門下兩個部門五品以上的官員及尚書一起商議，甚至為了避免冤案的發生，他還定期巡視監獄，以便給罪犯以直面皇上喊冤的機會。

這種做法，曾遭到了蕭瑀等人的堅決反對，覺得身為大唐天子卻去監獄那種地方，不成體統。

蕭瑀自上次和侍中陳叔達在朝堂爭吵，被唐太宗一氣之下罷相後，心高氣傲的他便大病一場，臥床不起。對於蕭瑀的忠誠和能力，唐太宗還是非常認可的，知道他的所言所行，雖然固執且不討巧，但卻都是為了李唐的江山社稷著想。於是在罷了蕭瑀的官不久後，又下了一道聖旨，任命蕭瑀為太子少師。

蕭瑀本身就是一個忠君之臣，如今見皇上給足了自己的面子，也就借坡下驢，去宮裏謝恩。君臣聊得很是開心，唐太宗高興之余，還將女兒襄城公主許配給了蕭瑀的兒子蕭銳。和皇上變成兒女親家的蕭瑀，自然更把李唐的江山社稷，當成自家的事來做，來想。

一次，在唐太宗和大臣談論盜賊是要嚴懲還是輕判時，蕭瑀又當著唐太宗的面和魏征爭論了起來。蕭瑀認為，只有重刑才能對盜賊有威懾力，才能讓他們收手。還說重刑能讓罪犯對法律持有敬畏之心。而魏征則認為，很多盜賊偷盜是出於不得已，是為了生計，因而，想要解決盜賊出沒的問題，只要解決百姓的溫飽，溫飽解決了，盜賊自然就會減少，還說對法律持敬畏之心，不是只有靠酷刑才能做到。

兩個人為此爭得面紅耳赤，誰也說服不了誰。

唐太宗怕再次上演臣子“打架”的鬧劇，便說話了，他說：有些人為什麽盜竊？很多時候，那些盜竊者只是因為賦稅太重，加上官吏的貪婪，讓他們吃不飽穿不暖，所以才會盜竊。饑餓可以讓人忘記廉恥，因此，想要從根上解決偷盜問題，就要減少賦稅，選用廉潔的官員，杜絕奢靡。如果人人有飯吃，有衣穿，他們又何必要去幹偷偷摸摸的事呢？不去偷偷摸摸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用什麽重刑了！

不用說，唐太宗這是認同了魏征的“輕判論”，其實，唐太宗有如此改變，皆是因他在貞觀二年的一次沖動行事，讓一位功臣丟了命。

丟命的到底是誰呢？

第一百節 錯殺張蘊古

（1）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一位生性機敏、博覽群書、善記憶，出生於相州洹水，在幽州總管府任職的張蘊古，見唐太宗真心實意重視諫言，也便辛辛苦苦地寫了一本《大寶箴》（給唐太宗的一篇勸誡書），並不辭辛苦，從幽州來到長安，敬獻給唐太宗李世民。

《大寶箴》上寫道:

“是故要以一人之力治理天下，不能以天下之力侍奉一人。

建宏麗宮殿於內廷，所居不過是一身容膝之地，那些昏庸的帝王不明此理，卻用玉石裝飾宮殿台榭，羅列著精細的美味食肴於眼前，但所食的不過是適口而已。那些心性迷亂的帝王不明此理，卻使美酒滿地，拋棄的糟粕堆積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