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禮拜六的歡歌：調整期的通俗文學（第3/14頁）

小說這種著作，必定要事實新奇、文理爽達、趣味濃厚、才能使看的人、越看越想看、要說到新字、必定有新思想、新學理、或是科學的、或是理想的、總要有實在的學問、有益於人、用極通順流利的文法做出來、才夠得上、說是新的小說、若是像現在那一般妄徒、拿外國的文法、做中國的小說、還要加上外國的圈點、用外國的款式、什麽的呀、底呀、地呀、她呀、鬧得烏煙瘴氣、一句通順的句子也沒有、人家一句話、他總要絡絡索索、弄成一大篇、說他是中國文呢、他那種疙裏疙瘩、實在不像、說他是外國文呢、他又分明寫的中國字、至於內容、更說不到科學同理想啦、他還要自居為新、未免有點不知羞罷、海上某大書店出的一種小說雜志、從前很有點價值、今年忽然也新起來了、內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創作、所謂創作呢、文法、學外國的樣、圈點、學外國的樣、款式、學外國的樣、甚至連紀年、也用的是西歷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還要老著臉皮、說是創作、難道學了外國、就算創作嗎、這種雜志、既然變了非驢非馬、稍微有點小說智識的、是決不去看他、就是想去翻他、看他到底是怎麽回事、頂多看上三五句、也就要頭昏腦漲、廢然掩卷了……

這是明明白白地批評全面革新的《小說月報》。一年之後，袁寒雲又寫了一篇《小說迷的一封書》，諷刺《小說月報》“越看越弄不明白……不但弄不明白，連字句都看不斷”，想賣給舊書店，舊書店不要，送給醬鴨店作包裝紙，老板說：“紙倒是上好的紙，可惜印的字，太臭了些。”

袁寒雲一介貴胄公子，未免有些盛氣淩人。其他的鴛蝴名士，大多尚能執平和講理的態度。胡寄塵在《最小》報上有一篇《消遣？》，講得頗有幾分道理：

有人說。小說不當供人消遣。這句話固然不錯。但是我尚有懷疑。

我以為專供他人消遣。除消遣之外。毫無意存其間。甚且導人為惡。固然不可。然所謂消遣。是不是作“安慰”解。以此去安慰他人的苦惱。是不是應該。且有趣味的文學之中。寓著很好的意思。是不是應該。這樣，便近於消遣了。倘然完全不要消遣。那末，只做很呆板的文學便是了。何必做含有興趣的小說。

實事求是地評價，鴛蝴派的創作大體上符合胡寄塵所說的“有趣味的文學之中寓著很好的意思”這一標準。只是時代對文學的要求不再是“趣味”，所以有時難免“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歷史的前進往往要以“冤枉”為代價，事後的“平反”並無多大的意義，平反之後，並不能否定歷史的必然。我們只能說，那“冤枉”是必然的，是黑格爾意義上的“合理”的。這就是歷史，同時也是“正義”。

胡寄塵在給鄭振鐸的一封信中說：

譬如前清初行郵政的時候。並不曾將舊有的信局（即民間寄信機關）一例封閉然後再開設郵政局。只將郵政局辦好了。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減少了。久之終必要消滅。又如上海初行電車。並不曾禁止人力車馬車駛行。然後行電車。只將電車的成績辦好了。人力車馬車自然要減少了。久之終必也要消滅。改革文學。何嘗不是如此呢。

主張自由平等地競爭，鴛鴦蝴蝶派的精神其實正是“現代”精神。把鴛蝴派看作封建余孽，實在是天大的誤解。對鴛蝴派的實事求是的客觀研究，目前還在初始階段，多聽聽鴛蝴派自己的發言，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胡寄塵還有一段很有理論價值的話：

我再要問。提倡改革文學的人。是為著文學前途呢。還是為著自己的前途。倘是為著文學前途。那麽只要作品有進步。無論這作品是何人做的。都應該提倡。不必把新舊的界限放在心裏。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裏。現在攻擊他人的先生們是不是如此。我很希望他們能夠如此。不過我對於舊式的小說家。也要進一句忠告的話。就是他要自己努力做好的作品。不可只要躲避了他人的攻擊。

便算平安無事了。因為作品不好。便無人攻擊。也是立不住腳的。前數年小說的消滅。便是一個殷鑒了。

立論穩妥而全面。可惜歷史的前進大多是不依這些“穩妥而全面”之論的。歷史是左一腳深、右一腳淺，瞞跚搖晃著向前的，但最後的結局卻恰恰是穩妥的。

每一個戰鬥的時代，都有一些自以為聰明理智的講公平話者。《最小》報上有一篇樓一葉的《一句公平話》：

所謂歐化派小說家。他們所看見而稱為禮拜六派的小說。僅僅是一些粗惡的作品。所謂禮拜六派的小說家。他們所看見的歐化小說。也僅僅是一種粗惡的東西。所以雙方攻訐起來。其實，如果大家平心靜氣。破除了成見。細細搜求一些對方高深優美的作品來看看。便自然知道都誤解了。他們所不同的。只是一點形式。那原質是一樣。也有好也有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