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潛龍勿用：繈褓中的革命文藝

一個現在的中國人，如果他對於那遙遠的1921年只記得一件事，那便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1年成立共產黨的，不只有中國。

1月，意大利共產黨成立。

3月，蒙古人民革命黨成立。

5月，羅馬尼亞共產黨成立。

7月，捷克共產黨成立。

7月23日，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8號（今興業路78號），一群南腔北調之人開始舉行一個秘密而熱烈的會議。其中13名中國人：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燼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包惠僧。他們代表了全國各地一共五十多名志同道合的人，五十幾個人，在四萬萬人海中，實在是“極少數極少數”。但真理和歷史，卻從來就掌握在“極少數極少數”的手中。

出席這次會議的還有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尼柯爾斯基。他們的出場意味著那“極少數極少數”的13個人，擁有一個多數派的國際背景。那個“多數派”一詞，在另一種語言中，叫做“布爾什維克”。

早在1920年春天，共產國際遠東部的負責人吳廷康就到北京會晤了李太釗，又到上海會晤了陳獨秀。8月，陳獨秀、李達、李漢俊等在上海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同年，李大釗、張國燾、鄧中夏等建立了北京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何叔衡等建立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董必武、陳潭秋等建立了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王燼美、鄧恩銘等建立了山東共產主義小組，陳公博、譚平山等建立了廣東共產主義小組。接著，天津、杭州、南京等地以及周佛海等在東京留學生中，周恩來等在法國留學生中，先後建立了共產主義小組。兵馬相望，大旗待樹，1921年7月的“共商大計”已經是水到渠成之事了口。

會議的最後一天，因為受到租界巡捕的搜査而中斷，後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只遊肪上進行。那只遊舫在幾十年後的中國，成為比諾亞方舟還要尊貴的聖物。

這次史稱“一大”的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決定以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為榜樣，領導工人、農民、士兵進行社會革命，廢除資本和生產手段私有制，奪取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直到消滅階級，實現共產主義。大會的參加者之一毛澤東後來指出：“14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了。”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一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連續領導了香港海員罷工、安源路礦工人罷工、開灤煤礦罷工、京漢鐵路罷工和一系列抗稅抗捐鬥爭，直到幫助孫中山把國民黨改組成一個強大的革命組織。天下大亂之時，也正是新的生命節節長高之時。在遍地革命火種的明滅閃爍下，革命的文藝也開始牙牙學語了。

曾擔任過中國共產黨最高負責人的瞿秋白在《“Apoliticism”——非政治主義》中說：

毎一個文學家其實都是政治家。藝術——不論是那一個時代，不論是那一個階級，不論是那一個派別的——都是意識形態的得力的武器，它反映著現實，同時影響著現實。客觀上，某一個階級的藝術必定是在組織著自己的情緒，自己的意志，而表現一定的宇宙觀和社會觀，這個階級，經過藝術去影響它所領導的階級（或者，它所要領導的階級），並且去搗亂它所反對的階級，問題只在於藝術和政治之間的聯系的方式：有些階級利於把這種聯系隱蔽起來，有些階級卻是相反的。

藝術與政治、藝術與革命，說到底，是絕對不可分的。許多人覺得政治不幹凈、革命有血腥，於是便竭力回避這種看法，竭力把藝術裝扮成偎依在懷裏的長毛獅子狗。但忘記和回避藝術與政治關系的時代和人，都逃脫不了忘記和回避的代價。既不承認藝術的娛樂性，也不承認藝術的革命性，那麽，所謂“藝術性”何在？有時候，說某些學者最愚昧，實在並不是憤激的玩笑。那些惺惺作態唯恐別人不知他是高雅的文化人的人，實在俗得不值與之一論。

藝術與革命最根本的相通之處在於，它們都是對現實世界的否定和反抗，他們的本質都是理想和超越，都是顛覆、毀壞和創造、重建。當它的程度較輕時，人們往往忘記這是革命而認它作“純藝術”；當它的程度較重時，人們又往往忘記它是藝術而認它作“大革命”。其實，藝術就是革命，而革命也就是“行動藝術”，藝術家與革命家，在精神氣質上是相通的。，所謂“文藝家與政治家的歧途”，他們乏間的爭論、鎮壓，不過是在如何改造世界的方法論上的分歧。所以，藝術家可以隨時變為革命家，革命家的“行動藝術”遭受挫折時，也會變為在紙上行動的“藝術家”。沒有革命，藝術就不會發展進步；沒有藝術，革命也不會成功興旺。在這個星球上最懂得二者的血肉關聯，把藝術與革命糅合得最完美的，就是中國共產黨。一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就是一部絢麗多彩的藝術史。僅從這個意義上講，這個黨也不愧為一個偉大的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