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萬類霜天競自由：文化鏡頭剪輯

1921年的中國文學，千巖競秀，百舸爭流。但文學不是巖石上直接生出的花，文學的欣欣向榮必有其所需的特定土壤和相關的生態環境。除了政治經濟和一般社會生活這些大氣候之外，作為小氣候的“文化”，便是與文學互為表裏的重要因素。

本章所講的“文化”，指的是精神文明領域的現象和活動，大體包括思想、學術、科技、藝術、教育幾方面。本書沒有專門講解民國初年文化史的義務，因此這裏選擇介紹若幹1921年前後的文化“信息”，目的是在為同一時期的文學畫面把背景勾勒得再清晰一些。

1921年，一本叫做《民聲》的刊物在廣州復刊，這是創刊於1912年的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刊物，創刊者是被尊為中國無政府主義“先覺”的師復（劉思復，1884-1915）所建立的中國第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晦鳴學舍”。

《民聲》社印行過《新世界叢書》、《無政府主義粹言》、《無政府主義名著叢刻》、《無政府淺說》、《總同盟罷工》、《軍人之寶筏》、《工人寶鑒》等書。宣傳反對一切剝削壓迫、要求個人絕對自由的思想。師復曾在《無政府共產主義釋名》中說：“人民完全自由，不受一切統治，反對強權，實為無政府主義之根本思想。”又說：

強權有種種，而政府實為強權之巨蘖，亦為強權之淵藪。凡百強權靡不由政府發生而保護之，故名曰“無政府”則無強權之義亦自在其中。

無政府主義號召舉行革命。其主要革命手段是總同盟罷工。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師復說：“無政府黨所攻擊者：集產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也。”（《駁江亢虎》）在新文化運動開始後，無政府主義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深人人心，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思潮。無政府主義社團達數十個，出版報刊七十多種，國共兩黨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曾信奉過無政府主義或受過其影響。飽受苦難的人民迫切需要一場徹底解決一切的革命，因此理論淺顯易懂的無政府主義主張得到廣泛擁護是不難理解的。1920年，北京大學一些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學生成立了“奮鬥社”，社員有易家鉞、郭楚良、朱謙之等，他們宣布“極端反對馬克思的集產社會主義”。認為十月革命的蘇維埃政府“無所不用其強權手段，束縛人民的自由”，是“殺人放火的強盜”。後來，在與共產主義者進行的論戰中，無政府主義者內部漸漸產生分歧，許多人發生了思想轉變。

共產主義者批判無政府主義的極端自由論，認為極端自由就無法革命，所以須建立有約束力的限制成員自由的革命政黨，革命的目的必須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反對一切階級絕對平等。有些無政府主義者便覺得不妨先利用共產主義“建設一個完全無強權的新社會”，他們說：

現在這布爾什維克黨的運動，看來已經很是有力了，那麽我們何妨借他們的勢力來破壞這些黑暗制度呢？這些黑暗制度破壞了以後，然後再把我們理想中的主義請出來實行，只要不落他們勞農政府的窠臼就是了。

1922年7月1日，中國存在時間最長的無政府主義刊物《民鐘》創刊。該刊討論了許多比較實際的問題，如革命中不同階級的地位和作用，是否應當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如何對待國共兩黨以及關於恐怖主義等。

1922年雙十節創刊的《學匯》也強調面向民眾，注重實際，提倡搞農民運動。而1924年創刊的《自由人》則立場明確，反對國民黨和甚民主義。其主編信愛說：“國民黨恐怕很有變為升官發財黨的可能。……如果曹吳被國民黨打倒了，國民黨專政了，恐怕國民黨的飯碗將會普及全國呢。”這個預見還是相當準確的，專政的確會產生特權。中國人在心裏痛恨特權，歷代造反起義都舉著平均主義的旗幟。但特權是任何社會都不可消除的，問題只在如何監督限制它而已。

無政府主義還在旅法華人中與共產主義進行了論戰，陣地是1922年1月15日創辦的《工余》，共產主義者在《少年》上進行了回擊。

包括無政府主義在內的許多革命理論，當時都被泛稱為社會主義。提倡“純粹社會主義”的江亢虎（江紹銓，1883-1954）曾自稱“倡導社會革命最早之一人”，晚清政府視其言論為洪水猛獸，他便自題文集為《洪水集》。江亢虎組織過“社會主義研究會”、中國社會黨，提出許多迎合人民普遍幻想的理論，師復曾有《伏虎集》對他予以批駁。1921年3月至1922年8月，紅亢虎去蘇俄，出席共產國際三大等國際會議，會見過列寧、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在1923年出版的《新俄遊記》中說：“遊俄、日來，頗覺失望，或疑余社會主義之信仰已動搖矣。不知余向來之主張與今日共產黨之行事本有異同。此次目擊俄國試驗之經過與其成績，蓋自信所見之不謬，而吾道之可行也。”江亢虎的“吾道”也就是“贊同共和”、“普及教育”、“主持人道”、“伸張公理”、“改良法律”、“獎勵勞動”等等人人都不會反對，不觸及現行秩序和制度的一堆口號，這樣的社會主義顯然是沒有競爭力的，很快便遭到了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