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萬類霜天競自由：文化鏡頭剪輯（第2/8頁）

1920年9月至1921年7月，羅素訪華期間宣傳過一種“基爾特社會主義”，主張以生產者的同業組合（基爾特，Guild）為社會經濟組織的基礎，各產業由其基爾特實行民主管理、經濟負責。而國家只負責一般的公共事務，無權對基爾特內部進行幹預。這種基爾特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倡導者有張東蓀、梁啟超等，他們認為中國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工業又極為落後，因此難以實行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

應該說，無政府主義也好，純粹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以及此外的“極端社會主義”也好，都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富強新生而產生的社會改革思潮，它們廣泛探討了中國社會的各方面問題，提出種種理論主張，啟發了人們的思考，留下了許多正確的見解。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它們也是互有啟發、互有吸收的。這形形色色的主義好比各路諸侯進軍鹹陽，在實際戰鬥中，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顯示出更為強大的力量。尤其是1921年中國共產黨建立後，漸漸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凝聚核心。不過在巴金等人的創作中，還明顯留有無政府主義的痕跡。一切為民族振興而奔勞而犧牲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

各種理論思潮的影響範圍，主要是知識分子。對平民來說，最有力的思潮則是宗教。

1921年，中國的天主教徒達到200余萬，而10年前只有130萬。教徒猛增的主要原因是天主教會大力推行天主教的“中國化”運動——即“通過中國人為基督對中國進行和平的和精神的征服”。教皇要求盡量起用中國籍神職人員，到1920年，中國神甫達到963人。天主教在發展教徒時，一般要求全家老幼一次性入教，在農村、災區，則以錢財擴大影響，所以教徒中有許多下層貧農。到1926年，天主教在華辦學9000余所，學生約50萬人。

基督教也發展很快，1920年有教徒36萬余人，1921年中華基督教教育會組織國際調查團到中國36個城市調査近500所教會學校，提出“更有效率、更基督化、更中國化”，以便“把中國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1922年4月，第十一屆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選擇北京為會址召開。這些引起了中國民眾的警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青年學生中組織了“非基督教學生同盟”。提出“各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教會，無非要誘惑中國人民歡迎資本主義；在中國設立基督教青年會，無非要養成資本家的良善走狗”。隨後北京又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學召開了3000人的大會。“非基運動”迫使教會進一步改變在中國的傳教辦法，力求與中國固有之文化融成一片。基督教對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國民黨的許多重要人物都是基督徒。孫中山臨終前一天說：“我本基督教徒，與魔鬼奮鬥四十余年，爾等亦要如是奮鬥。”他逝世後，便舉行了基督教的人殮儀式。蔣介石為了與宋美齡結婚，也皈依了基督教，並請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會長余日章做證婚人。在文學方面，1921年以後的許多作家作品都表現出基督教的影響，包括冰心、許地山、曹禺等。

中國固有的佛教在清末日趨衰落，民國初年重又復興，新文化運動之後更趨蓬勃。1920年唐繼堯邀請中國佛教會發起人歐陽漸到雲南講經，趙恒惕邀請新佛教運動的頭號領袖釋太虛（1896-1947）到湖南講經。1921年，大總統徐世昌頒贈太虛“南屏正覺”匾額，1922年浙江督辦盧永祥因水災請諦閑主持息災法會，在西湖放生。1923年，朱慶瀾等在哈爾濱、長春、營口興廟辦學，復興東北佛教。1924年，成立了中華佛教聯合會。1925年，段褀瑞執政府請太虛在中央公園主持護國般若法會……佛教進入了一個“現代化”的新階段，梁啟超、熊十力、梁漱溟、湯用彤、楊度等對佛教思想和文化進行了具有時代特點的深人鉆研，推動了佛學研究的發展。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佛教色彩也是相當明顯的，魯迅對佛教有著相當深刻的研究，許地山、廢名等人也是援佛入文的大師。

在藝術領域，從清末傳人中國的西方藝術發展到20年代前期已經在中國紮根。1922年，學校裏的“樂歌”課正式改稱“音樂”中國人學會了許多西洋歌曲，並經常填入新詞。1920年，上海成立了以演奏民族器樂為主的“大同樂會”，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和上海專科師範學校都開設了音樂專修科。1922年，北京大學成立了音樂傳習所。1922年民國政府公布新學制，將舞蹈納人體育課中。1921年，黎錦暉寫了第一部兒童歌舞劇《麻雀與小孩》，後來歌舞劇的影響逐漸擴大。1926年黎錦暉創辦了中華歌舞專校，對中國的音樂舞蹈事業盡力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