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萬類霜天競自由：文化鏡頭剪輯（第4/8頁）

1922年，中華民國大總統頒布了新學制，史稱“壬戌學制”。該學制以七項標準作為改革教育的指導思想：1.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2.發揮平民教育精神；3.謀個性之發展；4.注意國民經濟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於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縮余地。

壬戌學制規定小學6年，可分初小和高小，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與中學平行的有師範學校和職業學校，大學四至六年。這一學制直到今天仍是普遍適用的。

壬戌學制還規定要因材施教，培養天才和照顧有缺陷的學生，這充分反映出個性解放和民主平等觀念的影響。

1923年，公布了《中小學課程標準綱要》。規定：小學設國語、算術、衛生、公民、歷史、地理、自然、園藝、工用藝術、形象藝術、體育、音樂等科；中學采用學分制和選科制。這些規定大體奠定了此後幾十年中國教育的格局，使中國新一代的受教育者由混沌一片的頭腦變成條分縷析的頭腦，由無序的頭腦變成有“組織”觀念、結構觀念的頭腦。20年代以後的現代文學的讀者群，主要便是由這些受教育者組成的。

除了這種歐美式的正規教育外，共產主義者還大力介紹過蘇維埃俄國的教育方式。共產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等革命團體還積極開展職工教育、農民教育、婦女教育等。1921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創辦了平民女學，培養了不少婦女幹部人才。1924年5月，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任總理，制訂校訓“精誠團結”，要求學員“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這是對幾千年的“學而優則仕”的教育觀念的徹底轉變。1924年7月，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辦，彭湃、阮嘯仙、毛澤東等先後任所長，開設了“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軍事運動與農民運動”等課程，培養學員千余人。這些教育的“組織”作用，並不比正式的高等學府要差。正是它們所培養出來的骨幹精英，實現了把全中國組織起來的任務。

1921年，真是中國人重新發現自己歷史的年頭。這一年夏天，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來到中國北京周口店，與其他人一起發現了一批意義重大的化石，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北京人”化石。也是1921年，師丹斯基和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等還考察發掘出著名的“仰韶文化”遺址。中國的地質學家、生物學家、考古學家也參與了這些考察發掘，現代中國輝煌的考古時期開始了。

此後的一系列考古發現，對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

發現歷史的同時，中國人也開始學會保存歷史。1921年前後，中國創辦了多種類型的博物館。特別是1925年，故宮博物院的成立，掀起極大的風波。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後，將溥儀趕出故宮，成立汪精衛、蔡元培、陳垣、羅振玉等組成的“辦理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年10月10日下午2時，故宮博物院在乾清門舉行了開幕典禮，北京城萬人空巷，紛紛前往，使各展室擁擠不堪。威儀赫赫的皇宮成為平民百姓可以參觀的博物院，標志著平民社會的真正到來，歷史不再是皇帝後妃的起居注，而要由蒼頭黑手來重新書寫。

1921年，中國人發現自己的歷史的上限還遠不止周口店的北京人。這一年，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教授李四光在河北和山西地區的野外考察中，發現了古代冰川的遺址，於1922年發表了《華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遺跡》，引起國內外科學界的重視和爭論，為我國的地質研究揭開了新的一頁。

1922年1月27日，中國地質學會在北京成立，26名成員後來都成為國內國際著名的地質學家。其中丁文江是中國把地質學知識應用於工程科學的第一人，翁文灝是對燕山地質運動進行研究的第一人。丁文江還是20年代“科學與玄學”論戰中科學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1923年2月，張君勱在清華大學作了題為《人生觀》的講演，認為人生觀與科學是不相容的，為因果律所支配的科學只適用於自然現象，不適用於精神現象，“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為力，唯有賴諸人類自身而已”，而科學則導致人欲橫流。梁啟超也認為人類的情感領域是絕對的超科學的。丁文江發表《科學與玄學》一文，認為“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無一不是科學的材料”，“決不能相信有超物質上的精神”，“人類今日最大的責任與需要，是把科學方法應用到人生問題上去”。吳稚暉和胡適也站在丁文江一邊，分別提出“人欲橫流的人生觀”和“自然主義的人生觀”。陳獨秀、瞿秋白等共產黨人則認為前面的雙方都是反科學的，人生觀是由客觀因素決定的，人又能反過來利用因果律登上“自由之城”。這場論戰的結果是使科學觀念更加深人人心。七十多年後，汪暉先生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而精辟的探討，指出恰恰是“玄學”一方對“科學”概念的理解是準確的，更合乎“分析之學”的“分化”精神，而企圖用“科學”去解決一切問題，恰恰是傳統的“性理之學”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