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潛龍勿用：繈褓中的革命文藝（第3/10頁）

最能代表稱褓期革命文藝水平的是中共的兩位理論宣傳家瞿秋白和蔣光慈的作品。下面以評介他們的幾部重要作品為線索，展示一下文藝與革命的互動交融。

陳獨秀1923年致胡適信中有一段話：

……秋白兄的書頗有價值，想必兄已看過。國人對於新俄，譽之者以為天堂，毀之者視為地獄，此皆不知社會進化為何物者的觀察。秋白此書出，必能去掉世人多少誤解，望早日介紹於商務，並催其早日出版為要。……

陳獨秀這裏指的是瞿秋白的《赤都心史》。

瞿秋白（1899-1935），江蘇常州人，曾參加過五四運動，後為李大釗領導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成員。1920年底以北京《晨報》特約記者身份赴蘇維埃考察。1922年加人中國共產黨，1923年回國。旅蘇期間，寫下了《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兩部通訊散文集，廣泛涉及了蘇維埃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等各個方面，同時深入描繪和解剖了自己的心靈感受。真實而坦蕩，藝術家的誠摯和革命家的激情都鮮明奪目。如果讀過瞿秋白1935就義之前所寫的《多余的話》，那麽很容易發現瞿秋白這位書生革命家創作生涯的一首一尾之間存在著多麽驚人的對應與相似。文學史研究者多數認為這兩部散文集的意義在於為中國開創了報告文學體裁。其實報告文學這種體裁早在盲左腐遷時代就開創好了。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也就是報告文學精品的意思。而瞿秋白的《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其創作動機和傳播效果，都與報告文學風馬牛不相及，還是看看作者在《餓鄉紀程》跋中的自述罷：

這篇《遊記》著手於一九二0年，其時著者還在哈爾濱。這篇中所寫，原為著者思想之經過；具體而論，是記“自中國至俄國”之路程，抽象而論，是記著者“自非餓鄉至餓鄉”之因工作條件的困難，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十月方才脫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見聞經過，具體事實，以及心程中的變遷起伏，思想理論，都總敘總束於此（以體裁而論為隨感錄）。至於到俄之後，這兩部分，當即分開5第一部分：一切調查，考察，制度，政事，擬著一部《現代的俄羅斯》，用政治史，社會思想史的體裁。第二部分：著者的思想情感以及瑣聞逸事，擬記一本《赤都心史》，用日記，筆記的體裁。只要物質生活有保證，則所集材料，已經有極當即日公諸國人的，當然要盡力著手編纂，在我精力範圍之內，將所能貢獻於中國文化的盡量發表。成否唯在於我個人精力能否支持，——可是我現在已病體支離了。

言之鑿鑿，所寫的是“思想之經過”，是“心程”。報告事件的內容，另成一書，叫做《現代的俄羅斯》。後來作者寫成的《俄羅斯革命論》，原稿毀於“一·二八”炮火，未能存留、出版，但那也不是報告文學，而是社會科學論文。

《餓鄉紀程》，又名《新俄國遊記》，1920年底動筆於哈爾濱。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緒言中把自己看作瘋子，他是以“瘋子”的心態前往“餓鄉”的。

我知道：烏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鄉，紅艷艷光明鮮麗的所在——是你們罰瘋子住的地方，這就當然是冰天雪窖饑寒交迫的去處（卻還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餓鄉”。我沒有法想了。“陰影”領我去，我不得不去。你們罰我這個瘋子，我不得不受罰。我決不忘記你們，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我願去，我不得不去。我現在掙紮起來了，我往餓鄉去了！

這一段話多麽酷似魯迅的《野草》，這哪裏是什麽報告文學？不，這是散文詩！是借“報告”而作的詩。作者在這裏表露出種“罪感”，他甘願作為“瘋子”而受罰。“我願去，我不得不去”，這不分明是魯迅筆下的過客麽？過客是有一個聲音召喚他前去，這裏是“陰影”領著瘋子去。過客的前面是墳，而瘋子的前面是“冰天雪窖饑寒交迫的去處”——餓鄉。這裏令人想起許多魯迅的文章：《狂人日記》、《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影的告別》、《死火》、《過客》……這不僅僅意味著魯迅和瞿秋白精神世界的相通，不僅僅可以解釋為什麽魯迅給瞿秋白寫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贈聯。這裏更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作為一個未來的共產黨頭號領袖的心態。他明知前面的目標對於個人來說是酷虐的，但他掙紮起來，勇敢地前行了》“我總想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在眾人的不理解中，他完成了對自己的理解和確認。所謂“瘋子”實際卻是“超人”。他把個體的生命交付給了“辟路”的行動，在行動中完成自我形象的塑造。自身命運的悲劇感使主體獲得了無窮的力量。“不得不去”，成了一條先在的生命原則。這也就是瞿秋白為什麽能在就義前從容不迫地唱起《國際歌》的根源。在革命者看來，這“不得不去”的征程，這受盡苦痛的獻身，是最美的藝術，最大的快樂。真正的革命者，一定是審美的革命者。如果認為革命是痛苦的，欣賞不出革命中的藝術之美，那麽遲早會退出革命或反對革命。革命是一種精神、一種氣質、一種性格，是藝術的極致。為什麽公認魯迅既是偉大的革命家，又是偉大的文學家，道理便在於此。瞿秋白的這篇緒言，已經為自己的文學革命生涯譜好了基調，便如一首七律的頭兩個字定好了平仄，那麽最後兩個字的平仄也就決定了。沉迷於藝術之美的“瘋子”，最後必然要走向革命，就像李白最後走向水裏的月亮——因為革命是最高級的藝術。列寧說“革命是人民盛大的節日”，瞿秋白的這兩本書，的確寫出了節日的盛大氣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