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禮拜六的歡歌：調整期的通俗文學

有一篇回憶文章開頭寫道：“民十之際，小說雜志，有中興之象，諸作家有集團之舉，杯酒聯歡，切磋文藝，法至善也……”

民十，即民國十年，也就是公元1921年。這段話好像說的是1921年《小說月報》全面革新，新文學蓬勃興旺，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等“作家集團”紛紛成立，中國文學開始納入“至善”軌道……其實大謬不然！文章接下去寫道：“集團之負盛譽者，在蘇有星社，在滬則有青社。青社社友，為天笑，瘦鵑，海鳴，廑文……”

敢情說的是鴛鴦蝴蝶派！

這篇文章是“補白大王”鄭逸梅的《記過去之青社》。原來在新文學“組織起來”，走向“計劃”的1921年之際，中國的舊文學並沒有死去。不但沒有死去，而且與新文學一樣，蟬蛻更生，日新月異，甚至比新文學還要龍馬精神，歡騰雀躍。

就在《小說月報》全面革新前夜，文學研究會噴薄欲出的1920年12月，一份《遊戲新報》問世了。發刊詞曰：“……今世何世，乃有吾曹閑人，偶爾弄翰，亦遊戲事耳。乃可以卻暑，歲月如流，涼飆且至，孰能知我輩消夏之樂？盍謀所以永之？余曰：無已，裝一書冊，顏以遊戲，月有所刊，署日新報，不亦可乎？眾曰：善。……堂皇厥旨，是為遊戲，誠亦雅言，不與政事……”（原文無標點）

遊戲，消遣，堂而皇之，矜矜自喜。這在受五四新文化運動之精神哺育成長起來的人們看來，是難以理解甚或難以容忍的。自從文學研究會宣布“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中國文學就越來越成為一種“工作”，越來越有計劃有組織，它應當具有崇高的目的，用來教育人民，打擊敵人……但是，人們應該想一想，文學真的不可以用來遊戲、消遣嗎？

窗紙一捅就破。文學本來就是從遊戲、消遣中產生的。不論關於藝術起源的模仿說、勞動說、遊戲說，都不能否認文學藝術與生俱來的使人娛樂、放松、怡情養性、恢復疲勞，從而增進精力再生產的功能。隨著文明的發展，文學除了娛樂之外，也可以啟蒙，可以宣傳，可以教育，可以戰鬥——當然也可以造謠撒謊教唆恫嚇。但是，文學的最基本功能仍在娛樂，完全排除了娛樂的宣傳、教育、戰鬥，那就已經不再是文學。當文學過分沉迷於娛樂，有玩物喪志之虞時，有志之士大聲疾呼，力挽頹勢，強化文學的戰鬥功能、啟蒙功能，這是歷史的必然。然而文學的娛樂功能不管遭受多大的壓抑，都不會從此消滅，就像湖裏放上一萬個皮球，不論如何刀劈槍剌，棍掃棒打，它們沉下去只是一時，浮上來卻是永遠，而且遭受越大的打擊，浮上來時就要帶起越大的浪花。

中國的傳統文學並不是單純的娛樂消遣文學，一部古代文學史自可證明。尤其到了變法圖強的晚清，戰鬥性陡然增強。但是辛亥革命之後，文學忽然失去了政治所指。中央集權的帝制崩潰了，傳統文化的金字塔開始被合法地拆毀，強大的學院知識分子文化集團尚未形成，出現了主流文化相對的“意義真空”。於是文學一夜之間放下了啟蒙的重擔，開始返回自己的最原始功能。1912年徐枕亞《玉梨魂》和吳雙熱《孽冤鏡》的問世，揭開了民國通俗小說繁榮期的大幕。1912至1916年，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僅有的通俗小說獨踞文壇中心的五年。這五年中大放光彩的鴛鴦蝴蝶派，盡管後來一再遭到人們的批判和鄙視，但它所進行的一系列文學突破和探索，實際上成為20世紀中國文學變革的嚆矢，在文體形式上，它們已經為“五四”小說的誕生做好了一切準備。有人總結民初五年的通俗小說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特點：

一、類型齊全。現代通俗小說的主要品種俱備：言情、社會、黑幕、歷史、武俠、偵探，而以哀情小說最有特色。

二、思想觀念上已從晚清脫離出來，淡化文學的功利性，相對更注重文學本身。

三、廣泛實驗和采用西方技巧，為下一階段的通俗小說和五四新文學小說都做好了技術上的準備。

四、充分商業化。與現代新聞、出版、印刷業完全結合起來，更加注重讀者反應，由此而導致批量復制與模仿，進一步促進了類型化的發展。

學術界大多批評鴛蝴派言情小說“並不是企圖揭露當時封建婚姻問題上的社會根源和解決辦法”，“脫離時代精神，極力宣揚低級庸俗的感情”。這種批評無異於指責祥林嫂為什麽不去投奔紅色娘子軍，有點驢唇不對馬嘴。實事求是地講，鴛蝴派的言情小說，已經深深觸動了封建婚姻問題，沒有這些小說中的“殉情”、“慘死”，也就不會有後來“五四”小說中的“出走”、“私奔”。鴛蝴派作家不但強烈地控訴了封建婚姻，而且他們已經把愛情上升到人生意義的最高點。在他們的心目中，純潔、堅貞的愛情，價值高於一切，可以為之犧牲生命和一切現世的幸福，如恩格斯所言，“僅僅為了彼此結合”，“甘冒很大的危險，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擲”，這難道是低級庸俗的感情或封建倫理思想嗎？不，這恰恰是現代的愛情觀。鴛蝴派小說正是中國小說現代化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