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夢醒之後：散文在“戰鬥”與“閑適”之間（第3/12頁）

老師道：“呸，你懶得用功，便胡說，走！”

我想：“老師貪圖束脩罷。智識倒也還不如沒有的穩當，可惜粘在我腦裏，立刻拋不去，我趕快忘了他罷。”

然而遲了。因為這一夜裏，我已經死了。

……

接下去是“我”的一個夢境，在地獄裏因為有“智識”而受苦，最後“還陽”醒來，自究自問。這篇文章是針對朱謙之“知識就是罪惡”的虛無哲學觀點而發，但卻沒有采取論戰式，而是運用一個虛擬的夢來更隱晦更曲折地表達作者的感觸，主旨不在制敵而在究己，這非常像是《野草》的風格。三年後開始創作的《野草》在1921年就伏下了根芽。

《熱風》中另一篇1921年的作品可以有力地佐證上述觀點。該文叫《事實勝於雄辯》，全文如下：

西哲說：事實勝於雄辯。我當初很以為然，現在才知道在我們中國，是不適用的。

去年我在青雲閣的一個鋪子裏買過一雙鞋，今年破了，又到原鋪子去照樣的買一雙。

一個胖夥計，拿出一雙鞋來，那鞋頭又尖又淺了。

我將一只舊式的和一只新式的都排在櫃上，說道：“這不一樣……”

“一樣，沒有錯。”

“這……”

“一樣，您瞧！”

我於是買了尖頭鞋走了。

我順便有一句話奉告我們中國的某愛國大家，您說，攻擊本國的缺點，是拾某國人的唾余的，試在中國上，加上我們上字，看看通不通。

現在我敬謹加上了，看過了，然而通的。

您瞧！

文中的胖夥計，不是很像《野草·死後》中那個小夥計嗎？《熱風》中的兩篇1921年之作，完全可以收人《野草》。這說明魯迅的散文藝術在戰鬥性之外，於1921年又明顯增加了另一種色調。當這種色調沉積下來，便與原來的戰鬥性一起，使魯迅散文煥發出更繁麗的色彩。

《熱風》中1922年的雜文有12篇，魯迅說：“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其中有著名的《估<學衡>》、《“以震其艱深”》、《所謂“國學”》等篇，仍然保持著“五四”以前的戰鬥性。1923年，魯迅幾乎沒有創作，表面原因一是忙於《中國小說史略》的整理定稿，二是兄弟失和的家庭變故。但從創作風貌的變化上看，這一停頓蘊含著一個大的轉向。到了1924、1925兩年，魯迅一下子寫出了《仿徨》的全部12篇小說，《野草》23篇中的21篇，《墳》23篇中的15篇，《華蓋集》的全部45篇和另外37篇文章，進入其創作生涯的黃金時期。此期作品與以前相比，普遍凝練、厚重、深沆，有一種“重、拙、大”的境界。其中《墳》裏的15篇雜文，篇篇都是膾炙人口的名作，層層深人，跌宕起伏，其感染力不亞於長篇小說，至今仍是人們討論中國的國民性、民族性等問題的必引材料。

魯迅在1925年的最後一夜整理《華蓋集》時感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裏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麽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又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這說明魯迅自覺意識到文風、文氣的轉變。這位偉大的戰士並不是從一開頭就懂得“韌的戰鬥”的，是在“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交上了“華蓋運”之後，他才伏進塹壕，打起持久戰的。而那轉折點，大致就在1921年到1923年。

經過了1928年的《華蓋集續編》之後，魯迅的雜文藝術枝繁葉茂，走向成熟。一方面思想深邃無比，刀刀見血；另一方面才情橫溢，形象生動。魯迅使雜文成為一種可以融政論、史論、人論為一體的高級藝術。在文學史上，一個人能將一種文體由凡庸的地位提升到大雅之境，只有屈原可與之相侔。1926年以後直至臨終，魯迅除去寫了5篇《故事新編》外，幾百篇作品全部是雜文，結成十幾個集子。那時的魯迅，已經是飛花摘葉皆可傷人的大宗師了，真可謂之“雜文劍仙”。

雜文之外，魯迅給中國現代散文的最大貢獻是1924到1926年創作的《野草》。研究《野草》的文章和專著已經不少，這裏不宜多嘴淺議。只從本章的題旨說一句，《野草》同時表現了對戰鬥和閑適的兩種渴望和兩種拒斥。“五四”時期的魯迅是戰鬥的，30年代的魯迅也是戰鬥的。但二者的不同在於，前者的戰鬥是有所為的，是為了催人夢醒的戰鬥，而後者在一定意義上把戰鬥本身視作存在的本體。1921年以後的魯迅，曾有過“閑適”退隱的猶豫，但他終於沒有選擇“閑適”，或者說他以“戰鬥”為“閑適”，因為他對戰鬥和閑適都已看透。人們一般把魯迅寫作《仿徨》、《野草》的1924到1926年視為他的“仿徨期”，但不要忘記，寫作是對存在的反抗和否定。寫作《仿徨》和《野草》，正是他告別仿徨與絕望，然後走向更無畏的反抗的標志。至於魯迅心理上真正的“仿徨期”，恐怕是1921到1923年更為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