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夢醒之後：散文在“戰鬥”與“閑適”之間（第2/12頁）

一共六句話，句句相扣，完全以邏輯取勝，恰如一道九節鞭打下的深痕，讓人感到力可開碑。魯迅曾贊道：“獨秀隨感究竟爽快。”這一覽無余的“爽快”中含有政治家的氣勢，卻少了些政治家的韜略。直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1921年7月，他還在《新青年》上發表《卑之無甚高論》，認為“中國人民簡直是一盤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懷著狹隘的個人主義，完全沒有公共心”，從而提倡少數人專政。這是陳獨秀坦誠的個人思想，但這思想與共產黨的宗旨頗有枘鑿。恐怕陳獨秀還是做個雜文家和學者的好，政黨領袖於他並不十分相宜。

李大釗的雜文在氣勢上與陳獨秀類似，形象思維稍多一些，因而文學感稍強，如《“中日親善”》一篇：

日本人的嗎啡針和中國人的肉皮親善，日本人的商品和中國人的金錢親善，日本人的鐵棍、手槍和中國人的頭顱血肉親善，日本的侵略主義和中國的土地親善，日本的軍艦和中國的福建親善，這就叫“中日親善”。

連用5個“親善”，顛覆了最後一個“親善”，要言不煩，一針見血。再如《赤色青色》，只有一句：

世界上的軍閥財閥怕赤（赤軍的赤）色，中國現在的官僚政府怕青（青年的青）色，這都是他們眼裏的危險顏色。

留有余地，令人回味，表現出寸鐵殺人的力度。

代表早期雜文風格的還有劉半農和錢玄同等。劉半農“一是暢達流利，發揮駁難的氣勢；二是運用反語，竭盡誇張之能事。無論采取哪一種寫法，他都寓莊於諧，以滑稽出之，使讀者感到津津有味親切易懂”。司馬長風說：“劉半農許多詩頗近乎散文，但他寫的雜文則多屬戰鬥格的東西。反距散文較遠。”錢玄同也是一員戰將，常說極端的驚人之語，如要把京劇“全數掃除，盡情推翻”，還提出要廢除漢字，以及人過40歲就該槍斃等等。魯迅評價他的雜文為“頗汪洋，而少含蓄”。這類戰鬥性的雜文所起的歷史作用是打破“鐵屋子”，把沉睡的人們從夢中喚醒。至於夢醒之後何去何從，就不是單純的沖鋒呐喊所能包括的了。看看魯迅1921年以後數年的散文創作，無疑可以加深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1921年，魯迅只寫了6篇作品。兩篇小說收入《呐喊》，兩篇雜文收入《熱風》，另兩篇後來收人《集外集拾遺》。魯迅1918年9月15日在《新青年》發表第一篇隨感錄，該年共有15篇作品，1919年則有26篇作品，其中《熱風》內的雜文占21篇，而1920年突然只有4篇作品，全部是《呐喊》中的小說。1921年可以說是1920年狀態的延續，1922年又見起色，有19篇作品，而到1923年又降到4篇。1924年以後突又進入高產期，並一直保持下去。魯迅在《熱風》的題記中說：“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麽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事。”看來魯迅頗不重視在運動高潮時“錦上添花”。他是呼喚那運動到來的“呐喊家”。當他“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迎來“新世紀的曙光”時，就不屑於擠在慶典的隊伍中歡呼雀躍了。隨喜勝利的人有的是。《熱風》題記又說：“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所以，1920年和1921年，是魯迅散文戰鬥的一個“幕間休息”期。休息並不意味著不再需要戰鬥了，而是要經過休整，迎接更激烈復雜的戰鬥。

魯迅說：“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這便是《熱風》中的《智識即罪惡》。該文的寫法很奇特：

我本來是一個四平八穩，給小酒館打雜，混一口安穩飯吃的人，不幸認得幾個字，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想求起智識來了。

那時我在鄉下，很為豬羊不平；心裏想，雖然苦，倘也如牛馬一樣，可以有一件別的用，那就免得專以賣肉見長了。然而豬羊滿臉呆氣，終生胡塗，實在除了保持現狀之外，沒有別的法。所以，誠然，智識是要緊的！

於是我跑到北京，拜老師，求智識。地球是圓的。元質有七十多種。X+Y=Z。聞所未聞，雖然難，卻也以為是人所應該知道的事。

有一天，看見一種日報，卻又將我的確信打破了。報上有一位虛無哲學家說：智識是罪惡，贓物……虛無哲學，多大的權威呵，而說道智識是罪惡。我的智識雖然少，而確實是智識，這倒反而坑了我了。我於是請教老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