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還是毀滅：沉重的小說

一個畫室裏，充滿了靜和美，深沉而安定的空氣。韓叔雲據在一張極新式的斜面畫案上，極精細的一筆一筆，先描在他對面的那裸體美人的輪廓，他把前天那種喜樂，都收藏在心裏，這時拿出他全副的藝術天才，對於這個活動的裸體模型，作周到細密的觀察。瓊逸女士，斜坐在西窗下一個被了繡袱的沙發上，右手倚在沙發的靠背，撫著自己的額角，一頭柔潤而細膩的頭發，卻是自然蓬松著，不十分齊整。她那白潤中顯出微紅的皮肢色素，和一雙一見能感人極深的眼睛，與耳輪的外廓，一一半掩在發中一一都表現出難以形容的美麗來。她腰間斜托著一副極明極薄的茜色輕紗，半堆在沙發上，半托在地上的絨毯上面，在那如波紋的細紗中，浮顯出她琢玉似的肉體，充實而豐滿的肉體，與紗的顏色相映，下面赤著雙足，卻非常平整，潔凈，如雲母石刻成的一樣。她的態度自然的安閑，更現出她不深思而深思的表情來！玻璃窗子，雖有羅紋的白幕遮住，而靜淡的日光線，射到她的肉體上，益發現出一種令人看著心醉的情形。

這是1921年全面革新後的《小說月報》第一期上發表的王統照《沉思》裏的一段。小說中的畫家韓叔雲不妨可以看做“五四”一代文學藝術家的代表，他“想畫一幅極有藝術價值而可表現人生真美的繪畫”，“實現出一個最高尚最合於理想的真美的人來”。這種“人生真美”的理想，應該是新文學藝術家的共同追求，因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但是，這一理想和追求在1921年的中國是不具備現實可行性的。小說中那“充滿了靜和美，深沉而安定的空氣”的畫室和那象征著藝術美神的瓊逸女士，只能是藝術家心造的烏托邦。韓叔雲的畫沒有做完，他的美神就被一個少年接走。接著又有一位老官吏打上門來，辱罵畫家是“有知識的流氓”。那位美神瓊逸女士呢，被糾纏不遂的老官吏在社會上“散了些惡跡的謠言”，“幾年的相知”少年也不再愛她。後來“畫師也成了狂人了！不再做他的藝術生活了！”於是，這位藝術美神在夜霧淒冷的湖畔陷入了“沉思”。

這是一篇典型的“問題小說”。“問題小說”興盛於五四運動之後，是“表現並且討論一些有關人生一般的問題”的一股“題材熱”。出現於五四運動至1921年之間的新文學小說，幾乎全部是問題小說。圍繞著“人生究竟是什麽”這一核心問題，小說家們廣泛涉及了個性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反抗社會等許多課題。這些課題的意義是普遍的，但卻不是文學藝術所能解決的。以冰心、王統照等人為代表的問題小說家，以他們的藝術之筆，生動地把廣大青年的現實苦悶移到紙上，引起了廣泛的共鳴。但是他們對這些苦悶沒有開掘，沒有拓展，留下的只是依舊苦悶、依舊嘆息。他們唯一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愛”和“美”的止痛劑。這針止痛劑的效力到1921年可以說達到了最大值，問題小說在這一年迎來了它的最高潮，此後便讓位於更加多樣、更加深刻的小說藝術探索了。

1921年還有一篇著名的“問題小說”問世——冰心的《超人》。冰心的前期小說皆為“問題小說”，她是“問題小說”的中軍。《兩個家庭》、《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一個憂郁的青年》，都抓住了當時青年所最關心的問題。“世界上的一切的問題，都是相連的。要解決個人的問題，連帶著要研究家庭的各問題，社會的各問題。要解決眼前的問題，連帶著要考察過去的事實，要想象將來的狀況。一這千千萬萬，紛亂如絲的念頭，環繞著前後左右，如何能不煩躁？……不想問題便罷，不提出問題便罷，一旦覺悟過來，便無往而不是不滿意，無往而不是煩惱憂郁。”如何解脫這“煩惱憂郁”？冰心在《超人》中空前地高張起“愛”的大纛。

小說劈頭一句就寫主人公“何彬是一個冷心腸的青年，從來沒有人看見他和人有什麽來往”，何彬“不但是和人沒有交際，凡帶一點生氣的東西，他都不愛”。他偶然答復房東程姥姥的話中，道出了他的人生觀：“世界是空虛的，人生是無意識的；人和人，和宇宙，和萬物的聚合，都不過如同演劇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親密的了不得；下了台，摘了假面具，便各自散了；哭一場也是這麽一回事，笑一場也是這麽一回事。與其互相牽連，不如互相遺棄；而且尼采說得好，愛和憐個都是惡……”這是一個尼采式的“超人”。然而這個超人作為冰心的假想敵，被冰心的“愛的哲學”輕輕一碰，就童話般地被征服了。夜晚受傷孩子的呻吟，令他“想起了許多幼年的事情。一慈愛的母親，天上的繁星，院子裏的花……”冰山慢慢消融了，冰心的話最後從何彬的口中說出來：“世界上的母親和母親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牽連，不是互相遺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