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第3/12頁）

在北京，在登上前往南京送葬的列車之前，她誰都沒有見。她避開自己的家人，因為他們都支持蔣介石。南京的天氣炎熱而又潮濕，冗長的下葬儀式讓她備受煎熬，攀登紫金山更是苦不堪言。最後，她丈夫的靈柩終於擺放妥當。她隨後便去了上海，回到位於莫裏哀路上的家中。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的時間裏，她一直保持著沉默。隨後，在8月1日，即國際反戰日這一天，她再次對蔣介石進行譴責。在上海，這麽做實屬大膽之舉。她的這份聲明是以致“柏林反帝聯盟電報”的形式發表的。

反動的南京國民政府正在勾結帝國主義分子勢力，殘酷鎮壓中國人民大眾。反革命的國民黨領導人背信棄義的本質，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無恥地暴露於世人面前。在背叛國民革命後，他們已不可避免地墮落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企圖挑起對俄國的戰爭。但是中國人民大眾，不因受鎮壓而氣餒，不為謊言宣傳所蒙騙，他們只是將站在革命一邊進行鬥爭。恐怖行動只能喚起更廣大的人民群眾，加強我們戰勝目前殘忍的反動派的決心。

雖然她的用詞夾雜著一些讓人看了臉紅的陳詞老調，內容卻相當尖銳，可謂一針見血。估計杜月笙看了之後，肯定會用比委員長更惡毒的手段來對付她。在聲明發表後的那幾天裏，也許是孫夫人最臨近死期的日子。

她的電文被印成傳單四處散發，結果發傳單的那個人被逮捕了。還有人抱著一大摞傳單從位於南京路先施百貨公司的屋頂上扔下來。一位朋友問孫夫人在這通發泄之後的感受，她回答說：“自從發了那份電報，我的內心舒服多了……至於我個人會發生什麽事已經無關緊要了。”她的住所受到監視，前來探訪她的人也被跟蹤，有謠言稱她家裏在夜晚發出的“哢噠”聲實際上是“在向莫斯科發送密電”。慶齡依然表現得很平靜。“在我的內心裏並沒有對革命喪失信心，”她對朋友們說道，“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領導過革命的人已經走上了歧途。”

借著探訪的名義，一位曾為了使革命走上歧途而給蔣介石助過力的人就傳單的問題前來指責慶齡。為了表明這只是一次嚴格意義上的社交訪問，他把自己的老婆也帶去了。

這個人就是一度曾加入“左”派陣營的狂熱分子戴季陶。戴季陶曾給孫文擔任過多年的秘書，很早就跟慶齡熟悉。他祖籍浙江，跟蔣介石是同鄉，浙江同時也是青幫力量的大本營。他研究過幾天馬克思主義，還為《資本論》寫過一篇中文簡介。他曾鼓勵朋友們組建中國共產黨，自己也差點兒加入，不過因為在孫文身邊工作太忙，他最後放棄了。

1922年，在去四川執行任務的途中，戴季陶突然神秘地出現了精神病的症狀。事情發生在漢口，好像是因為與當地的共產黨組織發生沖突，他的頭部受了外傷。當時他企圖投江自殺，被救上來之後，轉而到佛教中修持苦行的一個支派去尋求內心的平靜。1923年秋，戴季陶回到上海後，開始厭惡所有的共產黨人和激進分子。杜月笙和張靜江都將其視為心腹，並讓他相信，救贖之道就在於發動右翼政變，並讓蔣介石擔任軍隊名義上的領袖，因為蔣介石這個人“靠得住”。

後來戴季陶突然又不再反對共產黨了，並且還在孫文的廣州聯合政府裏謀了個職位，擔任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跟蔣介石成了同事。戴蔣兩人通力合作，一起掌控著黃埔軍校，對學員們進行精挑細選，悉心栽培。

右派分子對共產黨和蘇聯之間的聯盟越來越感到焦慮，於是戴季陶便出面組織了西山會議，把國民黨內那些堅定的右派團結到一起，共同支持蔣介石，並把這些人一個不漏地塞進了杜月笙的口袋裏。

蔣介石掌權之後，戴季陶當上了考試院院長，掌握了行政部門的任命權——對一個中國的托爾克馬達[3]來說，這絕對是一個實權位子。8月10日，戴季陶來到莫裏哀路慶齡的家中後，進行了如下的談話。下面是從孫夫人筆記中摘錄的部分談話原文：

經過一番頗具感情的寒暄之後，戴君便說他的身體壞極了，多次想離國遠去。去年，當他打定主意要到歐洲去時，蔣介石和其他許多朋友都來勸勉共襄國家的建設工作，阻止了他許久存在心裏的計劃。戴君還說，他既不為金錢，亦不貪圖地位，參加政府只不過是分擔一份黨國艱難事業的責任，而沒有其他什麽動機。我明白戴君是帶了蔣介石的使命來探我的消息的，我打斷了他，說他沒能出國是很可惜的。他被我的話窘住了，默不作聲……

在這當兒，戴君從他的座位上站立起來，囁喏著像是有什麽東西要給我看。同時，他的手在口袋裏摸索了一回，後來取出一張折著的紙。他正要送到我手裏來，我已經看清楚了。我確信地對他講，那好像就是我發給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的、南京國民政府不許發表的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