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汙

自4月初離開武漢到上海跟蔣介石會晤以來，年齡不大、身材圓胖的宋子文實際上已經成了蔣介石的人質。作為武漢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部長，宋子文希望在上海和與其毗鄰的浙江和江蘇兩省的金融界樹立自己的威信。由於現代化工業和對外貿易都集中在這幾個地區，其稅收總額占到全國稅收的四成。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暴露了蔣介石的立場，他改變了遊戲規則。在此之前，宋子文還曾邀請商界領袖們購買武漢國民政府發行的債券，以協助他來“平衡國家預算”。作為國民黨政府的“頭號推銷員”，他正在設法讓中國的大資本家們到政府機關裏發揮作用，同時也給政府插手金融界和商界創造機會。

但蔣介石另有打算，因為他必須得給軍隊補充軍費。之前，上海的金融家們把蔣介石當成他們的救世主，而現在他們卻萬分沮喪地發現蔣介石已經變成了他們身邊的惡魔。白色恐怖的矛頭轉過來對準了這些富有的商人。記者索克思如此寫道：“蔣介石借著搜捕共產黨的名義對這些商人進行種種迫害。很多人遭到綁架，被迫捐出巨款以充當軍費……這種以反共為借口的恐怖主義給上海和江蘇的人們帶來了近年來從未出現過的恐慌。”

《紐約時報》報道說：“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中國商人面臨的困境值得同情。在蔣介石將軍‘仁慈’的獨裁統治下，商人們不知道他們第二天會遭遇什麽事情：被沒收財產、強制借款、流放他鄉，或者被處死。”

傅宗耀是當時上海最富有的人之一，他擔任商會會長、中國商業銀行總經理，以及中國商業輪船運輸公司常務董事。蔣介石向他貸款1 000萬元，遭其拒絕，於是蔣介石便下令對他實施逮捕，並沒收其全部財產。傅宗耀逃到了公共租界，為了保險起見，他把自己所有的財產都轉到了一個外國人的名下。然而，在杜月笙的幫助下，蔣介石把傅宗耀的大部分財產都搞到了手。走投無路的傅宗耀最後只得向蔣介石繳納了一筆數額巨大但未披露具體數字的捐款。

借此機會，蔣介石還將上海商會置於自己人的管理之下。

接下來，蔣介石又發行短期“政府”債券，然後派士兵和青幫匪徒們去督促人們購買，從小商小販到銀行老總一個都不放過。有一個百萬富翁拒絕購買，結果他的兒子被綁架了。另一個染料商的兒子被以“反革命”的名義逮捕，但在他父親向蔣介石捐了20萬元之後便被釋放了。一個棉紡廠廠主花了將近70萬元才把兒子從大牢裏給救出來。另一個商人年僅三歲的兒子失蹤了，他付給蔣介石50萬元後，兒子立刻出現在他的眼前。這類典型的敲詐勒索的套路青幫已經玩了很多年，他們做這樣的事已經變得輕松自如，現在這些手段又被蔣介石作為政府行使權力的工具加以利用。不過這還遠遠不是最惡劣的手段。

蔣介石的軍隊每個月要花費2 000萬元，這使得他不得不建立一個自給自足的稅收平台，並開始征收新的進口稅。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需要一個“管錢袋的人”——一個代表他人搜集或分發非法所獲錢財的人。

身為財政部部長的宋子文知道蔣介石敲詐來的那些“貸款”都進了他的私人賬戶。也就是說，一旦蔣介石拿到了這些錢，他就會拿來自己享用，並給他自己的士兵和指揮官們發餉、用作政府日常開支或其他任何他認為合適的用途。這些錢一分也落不到武漢聯合政府的口袋裏。

武漢國民政府和蔣介石已經產生分裂，這一點並沒有得到人們廣泛的認識，甚至連明白的人都很少，但銀行家和商人們已經感覺到了，他們可不想白白“送”錢給蔣介石。這些人希望至少能夠拿到一張由財政部部長宋子文簽字的歸還“貸款”的書面憑證，這樣的話，一旦從蔣介石那裏拿不回錢，他們還可以到負財政責任的宋子文那裏要來一些。為了避免使蔣介石的敲詐勒索合法化，宋子文拒不簽字。（子文這麽做也是為自己家族在上海面粉廠和紡織廠的投資考慮。跟上海的其他家族一樣，宋家的財富也經受不住這種經濟沖擊。）

這件事引發了他和蔣介石之間的直接沖突。4月18日，蔣介石宣布在南京成立新的（右翼）全國政權，並督促宋子文結束在武漢國民政府的任職，到他手下來擔任財政部部長。1927年4月中旬的那段時間裏，子文一直猶豫不決。但到了4月20日，子文正式宣布不會為那些敲詐得來的“貸款”簽字。蔣介石立即關閉了宋子文在上海的辦事處，並任命另一個人擔任財政部部長。與此同時，他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下令廣州駐軍沒收了子文在南方政府銀行裏的所有財產。如此一來，這位金融奇才除了與蔣介石合作之外已經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