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姐妹殊途

美齡結婚的前一個月，慶齡在莫斯科寒風刺骨的紅場站了5個小時，觀看紅軍為慶祝十月革命勝利而舉行的閱兵儀式。克裏姆林宮的領導人沒完沒了地向士兵們揮手致意。陳丕士回憶說：“我們還不懂得要帶著報紙去墊腳的竅門，在某種程度上尚可略略隔寒。但父親和孫夫人則不堪其苦，因為他們穿的是薄底鞋外加橡膠套鞋。”[1]

慶齡的日子過得很慘。別的都先不說，她的錢已經快花光了。她的家人全都反對她的做法，因此她無法從家庭積蓄裏取錢使用。盡管子文後來曾誇耀說，他自己掏腰包給了慶齡一筆定期補貼，但他現在大部分的精力都忙著侍候他的新主子。孫文給慶齡留下的全部財產就是莫裏哀路上的那棟房子。武漢國民政府給她的那點微薄的津貼也用光了。但她仍很倔強，堅決不向克裏姆林宮求助，準備等處理完蕾娜的事後就逃到柏林去。

她很少有哪怕是短暫的休息時間。她應邀到莫斯科郊外蘇聯領導人，包括蘇維埃主席的鄉間別墅去參觀，還同加裏寧夫人一起坐了雪橇。但這只不過是一種表面上的休閑活動，在這些場合，她實際上承受了很大的壓力。

她變得憔悴消瘦，正如文森特·希恩向美國國務院匯報的那樣，“一副可憐的樣子”。

各方面都不斷要求她就蘇共針對中國的各項聲明和政策公開發表意見，這讓她十分困擾。他們的觀點很明確：蘇聯人在中國受到了深深的“傷害”。因此，所有來莫斯科的中國革命者都沒有錢，除非到美國，不然在這裏也無法得到金錢方面的援助。

11月21日，蕾娜·普羅默去世了。蘇聯醫生一直按照肺結核給她治療，實際上她是在中國染上了腦炎。她在感恩節那天被火化，所有在蘇聯的武漢國民政府流亡者都冒著暴風雪前來參加她的葬禮。

悲痛欲絕的希恩這樣寫道：

送葬那天下午，我們一起走了好幾個小時，穿過莫斯科城去新建的火葬場。前來送別的有來自中國、蘇聯和美國的共產黨員代表，很多人跟蕾娜都不認識。天氣非常寒冷，我往前走的時候，發現孫夫人弓著腰，渾身不停地顫抖。她從中國的收入來源已經斷了，自己又非常要強，不願意接受陌生人的幫助。她根本沒有過冬的衣服，在這陰沉酷寒的大街上，她只披著一件單薄的黑色鬥篷。蘇聯外交辦公室借給她的那輛汽車就跟在送葬的隊伍後面，車裏面至少還能暖和一些。我想勸她上車，但她不肯。她就這樣步行穿過了莫斯科城，雙臂交叉抱在胸前，美麗的臉龐低垂著。她也是前幾天才大病初愈，臉色蒼白得嚇人。一切都在這寒冷的陰霾之中繼續進行，此時我突然發現，宋慶齡是這些流亡者中最孤獨的一個人，她跟在這位最公正無私的朋友的靈柩後面，在薄暮之中顫抖著往前走著。

蕾娜的事情既已安排妥當，慶齡便收拾起僅有的幾件行李，借口要去布魯塞爾參加國際反帝國主義大會，於1927年12月離開了莫斯科。她最終去了柏林，那裏與莫斯科簡直是天壤之別。由於“一戰”的失敗，20世紀20年代的柏林如同服用了過量藥物的病人，似乎還沒從戰敗的恐慌中緩過神來。這座城市裏有一名蛇蠍美人，名叫安妮塔·柏柏爾的吸毒女，也就是“藍色天使”的原型。她在“白鼠卡巴萊[2]”歌廳的夜場跳脫衣舞，不管男人女人都可以跟她做愛。當時那裏流行一種時尚，私人晚會上經常招一些女招待，她們身穿薄透的女褲，只要付錢給她們就可以隨便摸。在著名的庫達姆大街，男人穿得像女人，女人穿得像男人。世界簡直是顛倒了。那些通常在私下場合才會發生的事情卻在大庭廣眾之中、眾目睽睽之下上演，並成了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德國已經陷入經濟蕭條的汪洋大海之中。

柏林也成了藝術家、作家、音樂家和政客們的避難所。在這裏，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你爭我鬥，而法西斯分子則秘密集會，商討如何拯救自己的祖國。

作為一個政治流亡者，在柏林期間，慶齡把全部時間都用在了日益壯大的國際反法西斯運動和反帝國主義聯盟上面，她找到了他們可以共同奮鬥的事業。1927年12月，她被選為該聯盟的名譽主席，20個月之後又再次當選。對她來說更為重要的是，勇敢無畏的鄧演達也在柏林。他倆一起擬訂計劃，準備在中國發展一種新的“第三勢力”，以取代共產黨以及蔣介石領導下的反動的國民黨。

文森特·希恩在柏林找到了她，對她所處的貧困環境深感震驚。他把自己的擔心告訴了美國大使館的一位朋友，那個外交官又以保密備忘錄的形式把這一情況向華盛頓做了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