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財政亂局

宋子文答應加入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時，心中充滿了美好的願景。盡管面臨的是一個爛攤子，但他相信自己能為中國的經濟出一份力。之前為了出錢支持蔣介石建立南京獨裁政權，國民黨從上海的商人們手中敲詐勒索了數百萬元，現在子文急著想撥亂反正，改變現狀——他準備建立一套現代化的合法的稅收體制，為中國打下堅實的基礎。他已經有了一套成熟的想法，並且從理論上講，作為財政部部長的他也有權將自己的想法付諸實踐。

不過他這麽做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他做的每件事都會給自己帶來一些麻煩。每一個環節都是環環相扣。他創建了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債券市場，讓投資者們感到購買政府的債券比任何其他的投資方式都劃算，這是好的一面。不過如此一來，資金儲備就流出了嗷嗷待哺的中國民族工業，這是不好的一面。銀行和證券交易所都拿出大量資金購買宋子文發行的債券，中國投資者逐漸把子文當成了他們的“諾克斯堡”[1]，這些債券的安全度僅以他的信譽為保障。這些都是好的方面，他在內心裏對此也很滿意。然而，這一政策帶來的問題是，每次子文與蔣介石吵架之後，債券市場立即就會發生波動。子文把中國的資本家們拉到一條陣線上，一起來支持南京國民政府，這件事辦得如此徹底，以致破壞了這些人作為一支獨立力量的現實，使他們成了獨裁政權的奴隸。他的姐夫孔祥熙最終取代他擔任財政部部長後，所有的財政限制措施都被取消，宋子文苦心建立起來的財政運行機制毀於一旦。

現在已經不能再像1927年那樣明目張膽地采取黑幫敲詐的手段來募集資金，但南京國民政府和中國商界之間的這種敲詐與被敲詐的關系確立了下來。由於子文深諳西方經濟學的那一套，所以外國人沒有看出來這一點。子文自認為自己是中國的代言人，而在蔣介石眼中，子文不過是一個魔術師，一個能替他把鉛塊變成黃金的煉金術士。

1928年年初，南京國民政府每月的稅收為300萬元，而支出則是這個數額的4倍。（官方數據顯示，當時中國貨幣與美元的比率是3∶1。）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從毗鄰上海的中國最富有的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投資者”那裏敲詐所得。子文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取消索拿“回扣”的中間人，因為這些人經手的每一筆稅收都要被他們“榨取一部分”。想當年在為孫文的廣州國民政府籌集資金時，這個方法曾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然而，子文取消對稅收人員的監管之後，各省的情況又恢復到了以前的狀態。

於是子文改變策略，他不再幹涉貪汙行為，而是直接向上海的資本家們示好。1928年6月，他召集了70位上海銀行家、工商業界人士，以及45名來自中央及各省、市政府機關的代表舉行了一次會議。在會上，他向這些人重新申明，1927年采取索要手段籌集資金純粹是出於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的需要。隨後，他亮出了自己的觀點：

民眾如果不能參與政策的制定，政府就不能取得他們的信任……現在政府還沒有出台民眾參與政府工作的詳細計劃，財政部先開個先例。這次與會的代表中即包括政界之外的相關負責人士和納稅人代表，特邀他們來就我們已做的工作提出批評，並就今後的工作提出指導和改進意見。

他堅持認為，這次會議標志著“中國民主制度向前邁進了一步”。

子文建議限制軍費開支，采用預算制度，建立一家強大的中央銀行，取消“兩”這個計量單位，開辦中央造幣廠，並在全國範圍內取消封建的“厘金”稅。與會代表們則要求返還他們被沒收的財產，同時還集體請願，希望“政府能制定《勞工法》來管理約束各級工會組織，以免惹是生非之徒利用這些組織制造事端”。這個提議也許是為了限制共產黨的那些煽動鬧事的人，或者是委婉地請求政府提供保護，以免受到杜月笙控制的那些“工會組織”的騷擾。

次月，在南京召開的一個類似的經濟會議上，子文再次提出削減軍費開支。他指出，只要裁減蔣介石和他手下的軍閥們雇用的那部分士兵，就可以達到削減軍費的目的。（許多軍隊領導人虛報軍隊人數，這樣就可以多領軍餉。）因為北伐軍已經打到北京，並“統一了中國”，因此子文建議，可以趁此機會開始實施軍費削減計劃。在《北華捷報》上，子文不留情面地敦促蔣介石接受他的提議，因為“7月31日之後，控制全中國財富的上海銀行家們連一分錢也不會再借給國民政府了”。

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馬克謨的記錄說明當時的銀行家們是多麽希望誘使這些將軍與他們合作：“銀行家們可以用分期支付的方式，提前支付遣散費……後續的遣散費是否如期支付要看實際遣散情況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