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幫大佬

杜月笙現在是包括中國銀行在內的多家銀行、公司和交易所的董事，備受人們敬仰。他幾乎是無處不在。1935年，杜月笙設在法租界裏的中匯銀行是為數不多的幾家保持營利的私人銀行之一，這一點兒也不奇怪。

然而，經濟學家帕克斯·小科布爾卻指出：

盡管杜月笙在“合法”的商業圈裏聲名顯赫，但他終究是一個冷酷無情的黑社會頭子。就連與他有著密切商務往來的孔祥熙也不得不時刻提防他的權勢。進行法幣改革的那段時期，孔祥熙把杜月笙也放進了貨幣儲備局。因為杜月笙名聲太臭，英國顧問弗德裏克·利思–羅斯爵士反對這一任命。孔祥熙承認他說的有道理，不過他告訴利思–羅斯，杜月笙“毫無疑問是一個投機者，但他同時還是黑幫頭子。上海有10萬人服從他的領導。他隨時都會給我們制造麻煩”。

孔祥熙和利思–羅斯之間這場關於財政問題的謹慎談話就發生在孔家的豪宅裏。身為家裏的女主人，靄齡也參加了他們的談話。（很顯然，這是孔家人的一貫做法，這樣靄齡就可以對她聽到的情況加以利用。）當兩位男士在一起商討各種可能實施的白銀改革措施時，靄齡開始含沙射影地提出自己的“建議”。利思–羅斯慢慢意識到他正在被她擺布。盛怒之下的利思–羅斯中斷了談話，闊步離開了孔家大院。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在他的備忘錄裏都有記載。

靄齡根據自己對談話的理解，把政府即將轉變外匯交易政策的內幕消息透露給了杜月笙。哪知杜月笙誤解了靄齡的話，結果投資失誤，損失了5萬英鎊，這在當時相當於25萬美元。杜月笙不願意自己承擔，他向孔祥熙提出由中央銀行來彌補他的損失，遭到孔祥熙的拒絕。利思羅斯回憶說：“當天晚上，6個送葬的人把一口頭號棺材放在了孔博士的家門口。”第二天，孔祥熙召集中央銀行董事會召開緊急會議，大家一致同意對一位近期在外匯市場上遭受損失的“愛國市民”進行賠償。

在監督白銀兌換紙幣的過程中，利思–羅斯偶然發現了另一件有關財政的怪事。這件事與1933年4月成立的中國農民銀行有關。這家銀行與委員長的關系極為密切，即便不是由他直接控制，至少也是為他個人服務的。中國農民銀行是征收鴉片和海洛因稅收的一個渠道，被外界稱為“鴉片農銀行”，受以蔣介石為首的軍事委員會直接控制。每當蔣介石感覺手頭缺錢，這家銀行便開始印鈔票。它從不接受任何部門的審計，利思–羅斯提出，這家銀行必須經過審計之後才能授權發行政府新出的法幣，結果導致蔣介石大發雷霆。中國農民銀行最終也沒有公布自己的賬目。

盡管孔祥熙在經濟上犯下了可怕的錯誤，導致中國經濟近乎窒息，但每當遇到財政方面的困難，蔣介石似乎總能應付過去。這是因為，雖然蔣介石本人對經濟不感興趣，但他卻有一個巨大的稅收來源，確保他能得到源源不斷的外匯。這個穩固的財源就是毒品交易。青幫對中國黑社會的控制實際上是源於其對鴉片運輸的壟斷，上海本身就是在大批棕色大煙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像雲南之類的幾個省份，其唯一能夠向外輸出的商品就是鴉片。了解這一點，就不會對南京國民政府用毒品收入來支付大量的賬單感到驚訝。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世紀之交，英國人良心發現，退出了鴉片貿易，從英國人那裏傳到中國的鴉片貿易便落到了中國黑社會的控制之下。在接下來的軍閥混戰時期，鴉片也是統治中國各省的軍閥首領們主要的稅收來源。通過征收鴉片種植稅、運輸稅以及對煙館和吸煙用具等征稅，這些小獨裁者們獲得了大量的資金來滿足自己轄區內的軍事和民用方面的需求。孫文曾經向廣州的鴉片煙館征稅以增加收入，緩解拮據的財政，蔣介石從鴉片身上也看到了同樣現實的用途，只不過他的動作更大。

如果蔣介石政權能夠控制整個中國的非法鴉片貿易，那將給他的軍隊提供一個巨大的、用之不竭的收入來源。這個想法一點兒也不新鮮，20年前，正是由於杜月笙向黃金榮提出的同樣的計策，導致整個長江流域的三合會組織合並成一個青幫控制下的鴉片壟斷聯盟。蔣介石不過是想把這一策略“提升”到國家高度。1927年，在宋子文還沒有答應加入新政府之前，身為財政部部長的他已經開始著手組織一個官方的鴉片壟斷機構，以增加國統區的稅收。在國家禁煙局（這個名字非常滑稽可笑）試圖把壟斷的觸手伸到江蘇省和杜月笙的老家浙江省之前，一切進行得都很順利。那些熱情過頭的官員們冒冒失失地闖入了杜月笙創辦的“大公司”的領地，杜月笙成立這家公司，專門負責上海周邊地區的鴉片銷售。南京國民政府突然在很短的時間內撤銷了官方的鴉片項目，取消了政府專賣制度。杜月笙的財團便可以安安穩穩地在長江流域從事鴉片的運輸和事實上的銷售業務，不再受任何幹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