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黑幫大佬（第2/8頁）

蔣介石並不僅僅是因為殺氣騰騰的杜月笙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影響力才在控制鴉片交易的問題上采取後退策略，他這麽做的另一個原因還在於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人強烈反對中國大範圍存在的吸食鴉片現象。截至1928年，鴉片已經侵入了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貴州商會甚至把鴉片作為官方交易的標準尺度。在重要的鴉片種植區雲南省，山坡上到處盛開著紅色、白色和淡紫色的罌粟花，那裏有90%的成年男性吸食鴉片，由於受吸食鴉片的母親的影響，很多新生的嬰兒都染上了煙癮。

1928年10月，在因闖入杜月笙的私人領地而被迫關閉了禁煙局的一年之後，作為對各種國際抗議的回應，蔣介石在衛生部下面新組建了一個全國禁煙委員會，該委員會公開宣稱將在全國範圍內打擊吸食鴉片的現象。委員長義正詞嚴地宣稱：“國民政府不會試圖征收鴉片稅去撈錢。如果你們發現政府把鴉片稅作為財政收入的一個主要來源，那麽這個政府就不值得你信任。”但是，在接下來的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僅從三個省就收取了1 700萬元所謂的“禁煙收入”。與鹽務稅相比，鴉片交易帶來的收入多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為了減少青幫和南京國民政府之間的矛盾，雙方從事鴉片事務的人員必須小心翼翼地保持聯系。南京國民政府允許海軍和警察部隊與青幫展開合作。即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國人對鴉片的需求也超過了國內的供應能力。從上海的警方報告可以看出，1930年宋子文親自出面與杜月笙接洽，在國民黨軍隊的護送下，向上海運送了700箱波斯鴉片，以補充業已耗盡的中國庫存。參與運輸和護送的各方（包括宋子文）都得到了一筆好處費。

1931年4月，《時代周刊》發表了一篇語調輕快的諷刺文章，內容是關於宋子文對鴉片交易和南京國民政府國庫的規劃：

上周，財政部部長宋子文高興地宣布中國將實行“一項切合實際的新政策”……在宋部長看來，“切合實際”的鴉片政策不可以是一項禁煙政策。隨後，財政部的官員們專程去台灣地區學習日本人的鴉片制度：政府壟斷下的限售政策。如果精明的宋部長能夠把鴉片栓到財政部這駕馬車上，他也許能夠在不久的將來找到一種平衡中國預算的方法。

要想劃分鴉片的來源、產地、運輸和加工等問題非常復雜麻煩，因此最明智的解決辦法就是跟杜月笙平分收入。因此，委員長與杜月笙進行了一次長談。會談剛開始，蔣介石首先任命這位青幫大佬擔任上海首席“剿共”專員，這相當於正式給予杜月笙生殺予奪的大權。這是一個令杜月笙夢寐以求的身份，因為他當時正在忙於洗刷自己的公眾形象。蔣介石和杜月笙達成協議，雙方一起從事鴉片經營，青幫所有的鴉片運輸和生產制造都得到政府的保護，同時，它還在政府部門任命鴉片壟斷經營官員時具有否決權，並且在分配收入時也可以得到較大的份額。作為回報，青幫答應向南京國民政府支付600萬元作為政府參與下一次交易應得收入的預付定金。

很顯然，即便是像杜月笙這樣精明的人也有犯錯的時候。他付給子文600萬元，然後回到了上海，把這筆交易跟黃金榮匯報了一下，然後他突然反悔了。杜月笙要求子文歸還這筆錢，子文很不明智地企圖跟他耍個心眼，他給杜月笙送去的不是現金，而是政府債券。杜月笙深知政府的底細，這些債券在他眼裏一文不值。他立刻還以顏色，提醒這位哈佛出身的經濟學家其行為是多麽的愚蠢。

1931年7月23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題為《子彈與宋擦肩而過》的文章。該報紙刊登了子文自己對此次暗殺事件的描述：

我正從車站裏走出來，離出口大約有15英尺遠。就在此時，兩邊同時響起了槍聲。意識到我是他們的襲擊目標之後，我扔掉頭上的白色太陽帽，這帽子在昏暗的車站裏太惹眼了，然後跑進人群，躲到一根柱子後面。

車站裏很快便充滿了槍手開槍射擊之後冒出的濃煙，混亂的子彈從四面八方打過來，我的護衛們則不斷反擊。

槍聲足足持續了有5分鐘，然後車站才安靜了下來。我的衛兵看到至少有4個殺手在朝我們開火，也許還有更多。硝煙散盡之後，我們發現一直陪在我身邊的秘書的腹部、大腿和胳膊上都中了槍。子彈從兩邊擊中他的身體，他的帽子和公文包上全是槍眼。我個子比他高，卻毫發無傷，這真是個奇跡。

很顯然，如果這些殺手們想擊中子文的話，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因為他們那些“打偏”了的子彈幹凈利索地落到了他的秘書身上，把他打死了。不過，這些殺手們顯然是事先得到命令，只要把子文嚇個魂不附體就可以了。現在子文已經明白，如果他再企圖跟杜月笙玩花樣，就再也不能指望得到額外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