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財政亂局（第3/14頁）

根據現有的不太明確的數據估計，到1931年年底，上海各家銀行直接持有南京國民政府1/2—2/3的債券，而這批債券中的大部分又集中在上海銀行家協會下屬的幾家大型商業銀行那裏。由於他們實行連鎖董事制度，因此這些債券大部分都控制在少數幾位最有權勢的大亨手中。

在上海那種人人夢想一夜暴富的商業氣候下，如此不正常的債券市場實在是太有吸引力了。瘋狂的債券投機開始了。從氣候的變化到關於宋氏家族內部爭吵的流言都能影響債券的市場售價，這給那些銀行和銀行家們操縱市場謀取利潤創造了絕佳的機會。這其中又以與子文有關的消息最為敏感，子文和蔣介石之間如果發生爭吵，必將引起市場的劇烈波動。關於政府內部運轉是否正常，有誰能比其領導層，尤其是宋氏家族的人了解得更清楚呢？

在一篇劃時代的研究作品《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1937》中，帕克斯·小科布爾指出：

政府部門的相關人員參與這場投機的主要工具就是上海的啟興公司。該公司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他的姐姐孔夫人以及財政部的另外兩位官員創辦。該公司與青幫大佬杜月笙之間也有著密切的聯系，而杜月笙本人則是上海股票交易所董事會成員，也是多家商品交易所的董事長。杜月笙與孔家之間關系緊密，據說他還出面替孔家人操作債券交易……由於能夠提前獲知市場趨向的相關信息，又有大量資金做後盾，該公司的幾個頭頭操縱市場，使之劇烈震蕩，上海的交易所簡直變成了一個戰場。

也許這純屬一個無心之舉，但子文已經把上海的銀行家們引進了一個可怕的陷阱之中。他成功地把政府債券推銷給了這些銀行家，從而很不自然地把他們與南京國民政府綁在了一起。由於銀行家的錢包裏塞滿了政府的債券，因此，他們在政治上必須支持這個獨裁政權存活下去。

蔣介石為此感到非常高興。1931年9月，日本奪取滿洲裏，從而在中日之間引發了一場嚴重的危機。到了年底，蔣介石把子文納入了自己的親信圈子。

日俄戰爭之後，日本人就一直控制著滿洲裏。東北軍閥張作霖與日本人之間一直保持著一種微妙的關系，一直到他在火車上被好戰的日本軍官炸死。日本政府耐心地等待著，看張作霖的兒子會跟他們合作，還是會跟南京國民政府合作。看到“少帥”張學良與南京國民政府結盟，日軍於1931年9月奪取了這片最富饒的工業區，使之成為繼1895年從清政府手中奪取的朝鮮之後日本的新占領區，從而使日本的勢力進一步深入到中國境內，在靠近北京的地方建立了新的根據地。

關於日本的這次入侵，國際聯盟只是不冷不熱地回復說將進行“調查”，美國也拒絕出面幫助調停。然而，看到蔣介石竟然不可思議地拒絕武力對抗日本侵略者，而只是勸誡民眾“保持克制”時，中國人民憤怒了。

上海的抗議者攻擊在滬的日本商業機構，要求政府對日宣戰。委員長的地位一落千丈。此時還有一個不好的流言，稱蔣介石和日本人之間有一項“秘密交易”——也許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期間，為了確保日本人支持蔣介石接管上海而達成了一項協議。流言聲稱，蔣介石不可能對日采取行動，否則日本人將公布秘密協議的內容。另外一則流言則指向了蔣介石政府的國防部部長何應欽將軍和蔣介石的首席政治顧問戴季陶。作為親日派的首要人物，這兩個人對委員長的決策有很大的影響力。不過這種說法頗為可疑。還有人私下談論說，蔣介石和蔣夫人家族的人與日本強大的企業聯盟（卡特爾）之間有聯系。這些企業聯合控制著上海的工商業，而其中很多又與杜月笙有交集。之前我已經提到過，正是因為楊銓發現了傳言中這項秘密協定所包含的某些卑鄙的內幕，才導致他最終被藍衣社暗殺了。

每當局勢惡化到如此地步，蔣介石就會發現此時運用太極拳的原理非常有效。看到侵犯者用力沖過來，防守的人抽身閃到一邊，讓來犯者的身體失去平衡，跌倒在地。

與宋子文商談之後，蔣介石在關鍵時刻進行了抉擇。1931年12月15日，他辭去了所有職務，與美齡一起去了位於山中寺廟裏的那個療養勝地。南京國民政府出現了權力真空，孫科當選為新的行政院院長，陳友仁則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不過他們上台之後卻發現，國庫已經空了，軍方也不肯合作。委員長雖然已經辭職，但軍隊仍在他的控制之中，孫科連一支槍也指揮不動。

宋子文請示了蔣介石之後，也辭去了財政部部長的職務，回到了上海。離開南京之前，子文很有遠見地（顯然也是按照蔣介石的指示）把財政部的文件档案全部帶走了，並把國庫也掏得一幹二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