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汙（第4/17頁）

鮑羅廷看到這份電報後，被其中令人費解的諷刺、挖苦弄得摸不著頭腦。他問一位瑞典記者自己是不是理解錯了。最終，就像以前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現實以及斯大林發給羅易的那封破壞力巨大的“秘密電報”一樣，鮑羅廷不得不順從。中國的局勢已經不再受他的控制，鮑羅廷現在滿腦子想的只有一個目標：如何帶領所有的蘇聯顧問安全離開中國。在南京，蔣介石已經下令懸賞索要鮑羅廷的人頭，全國各地都貼著緝拿他的告示。

1927年6月，記者希恩返回了上海。他答應慶齡自己將竭盡所能，力爭讓子文回到她的身邊。浪漫而又帶點兒冒險精神的希恩甚至認為自己能帶著子文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偷偷回到武漢。

我覺得這事並不難，我所要做的只是給他起個化名，讓他冒充我的翻譯，跟我一起走就可以了。我們可以坐英國的商船，我倆待在同一間船艙裏，這樣肯定安全。蔣介石的士兵再大膽也不敢闖進來。不過，這只是我自己的簡單設想，並沒有征求子文的意見。

在上海與他會面後，子文似乎準備接受這個計劃……他能看得出來，或者我們可以說他能看得出來，真正繼承國民黨衣缽的是武漢國民政府，而不是蔣介石的軍事獨裁政府。盡管遭到威逼利誘，他卻一直拒不加入蔣介石的政府。他的住處一直受到密探的監視（有幾處房屋自從建成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全天候的監視，他的住處就是其中的一座），這讓子文非常緊張。他不敢離開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因為外面中國人居住的地方到處都是蔣介石的士兵，隨時都能把他抓起來。如果被蔣介石抓住，他就只有兩條出路可選：擔任財政部部長，或被投進大牢。我不相信蔣介石會對他處以極刑，但子文自己不敢確定這一點。實際上，他現在處於極度恐慌的狀態，我的建議似乎給他提供了一條擺脫各種麻煩的出路。他差點兒當場就答應以廣州王先生的名義訂一張與我同船艙的票。他對武漢事態的發展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

但到第二天，他又改變了主意。我走之後，他同自己的母親、姐妹、姐夫都談過，而這一大家子人從骨子裏來看都是反動的。

“我去武漢沒什麽意義，”他憂心忡忡而又神經兮兮地對我說，“你知道我不是一個社會革命者。我不喜歡革命，也不相信革命。如果政府的勞工政策把商人和工廠廠主們都嚇得關門大吉，你讓我怎麽去平衡預算，或者保持貨幣流通？我無法說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人理解這一點……你看他們對我銀行裏發行的鈔票都做了些什麽，我那漂亮的鈔票啊！……現在它們膨脹得一文不值了……”

“哦，還有我的姐姐……我姐姐也不知道。沒人知道事情會有多麽難辦。我怎麽知道等我到了漢口後，那些暴徒們不會把我從財政部給揪出來撕成碎片呢？如果他們繼續支持罷工和群眾集會，那我什麽事都做不了。他們把人們弄得群情激奮，啥都想要，他們注定要失望的……恕我直言，我並不是一個受歡迎的人，也從來沒受到過他們的歡迎。那些暴民不喜歡我。去年冬天的那一次，要不是衛兵及時趕到，我早被他們殺了……他們都知道我不喜歡罷工和大規模集會……我去能做什麽呢……”

那天他明顯成了反革命分子。可第二天，他又變了，認為有更大的希望會說服中央執行委員會改變勞工政策，他非常懷念他那漂亮的鈔票，認為南京國民政府不過是一個經過偽裝的個人獨裁政權。並且他認為，雖然武漢國民政府裏有共產黨人，但它仍然繼承了國民黨的純正血脈。

當時在上海的還有另一個名叫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的西方記者。她以前就曾來過中國，認識不少大人物。她去了莫裏哀路上的那棟別墅，發現子文變了：

也許他自始至終一直是蔣介石的代理人，一個什麽事都心知肚明的偽君子。也許他以前的經歷讓他變成了一個懦夫，也許他認為重新合並可能會拯救中國的國民革命。從與他的談話中我清楚地看到，他非常明白，真正的革命和真正的國民黨人都在武漢，他們都需要他，但他卻在二者之間搖擺不定，沒有做出選擇。

最後希恩告訴了我們子文的最終決定：

“我不能去，”他說，“我不能這麽做。很抱歉給你帶來了這麽多麻煩，但我真的不能這麽做。”

他顯得很激動，也很不安。我坐在大廳樓梯的台階上，吃驚地盯著他。那天下午他已經下定了決心，而現在……

“那我該怎麽跟你姐姐說呢？”我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