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同流合汙（第6/17頁）

“為了不給人們用以證明反動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正確性的口實”，幾周以來，共產黨人的活動已經明顯減少。一些在武漢的共產黨官員小心謹慎地請求休假，另一些人則申請辭職。共產黨告訴鮑羅廷，他們應該主動請辭，而不是等著被驅逐。鮑羅廷則警告他們說，莫斯科絕不會同意這麽做。

6月中旬，有人試圖在一次宴會上毒死加倫將軍，結果卻是另一個蘇聯顧問被毒死了，加倫則活了下來。

在1927年初春時節，通過剪短頭發來表明自己革命決心的那些年輕女同志們又把頭發留了起來。大街小巷上再也看不到共產黨幹部們的身影，分布在各處的共產黨辦事處也是人去樓空。一小隊一小隊的治安警察和黑幫匪徒沖進共產黨人的辦公室，見人就抓，或者直接打死。武漢的白色恐怖開始了。

子文再次面見慶齡。當時慶齡正在準備最後一份駁斥蔣介石的聲明，她不會拋棄武漢。7月12日，子文通過孔祥熙向蔣介石發了一份密碼電報。作為立即投降的代價，汪精衛提出了一些能保住面子的安排，子文在電報中向蔣介石詳細匯報了這些條件。7月13日，子文收到了孔祥熙的回電，內容如下：“告訴賣家，商人同意按照要價付款。希望按照約定日期發貨。”

“你看，”眼光敏銳的陳友仁說道，“你認為這裏的商人指的是誰？就是蔣介石。他們買賣的貨物指的就是背叛武漢國民政府。這些用詞表現了孔祥熙和子文當時的心態。這是一種買辦的語言，他們把中國的命運當作商品來買賣。”

鮑羅廷把事態的發展情況傳回了莫斯科。第二天，他收到了克裏姆林宮一份嚴肅的聲明：“武漢國民政府的革命角色已經終結，它正在變成一支反動力量。”莫斯科命令共產黨退出武漢國民政府。7月14日那天剩余的時間裏，毛澤東和其他仍在武漢的共產黨領導人悄悄離開了。

現在實際上只剩下慶齡一個人在孤軍奮戰，仍跟她站在一起的國民黨領導者是鄧演達將軍。他曾是黃埔軍校裏很受官兵喜愛的一位領導人，不過他是一個獨立的領導人，不屬於蔣介石那一派。1926年北伐期間，因其才華出眾且頗有威信，鄧演達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北伐戰爭中取得的很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勝利都得益於他的指導。

如果在革命發展過程中沒有青幫或莫斯科的幹預，那麽最終成為中國領導人的可能會是鄧演達，而不是蔣介石。寧漢分裂時期，鄧演達站在武漢國民政府一邊，指責蔣介石篡權和背叛了孫文的意願。蔣介石則稱鄧演達是一個“共產分子”。與此相反，鄧演達和慶齡只是認為共產黨的某些計劃是對孫文的三民主義的一種補充，他們並不贊同共產黨屈從共產國際的命令和斯大林的獨裁專制。現在，他們有理由懷疑斯大林是為了他自己的目的而故意幹涉中國。一面是蔣介石和青幫威逼利誘，另一面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陰謀詭計，新生的武漢國民政府還沒來得及站得住腳跟，就注定要夭折了。

就在此時，慶齡出面講話了。7月14日，她發表了一項指責蔣介石篡奪革命果實的聲明。她指出，沒有工人和農民參加的革命不過是一種偽革命：

本黨若幹執行委員對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所做的解釋，在我看來，是違反了孫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

……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其為革命，只是改換政府而已。

為了在中國革命中指導我們，孫中山把三民主義……交給我們。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

從這個主義，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社會價值的分析和他對工農階級地位的確定。這兩個階級在我們打倒帝國主義，廢除奴役我們的不平等條約和有效地統一全國的鬥爭中，都是我們的力量基礎。他們是建設自由新中國的新柱石……如果我們采取了削弱這種支持的任何政策，我們便動搖了黨的基礎，出賣了群眾，而不是真正忠於孫中山……

但是現在有人說政策必須按照時代的需要而改變，這種說法雖然有一部分道理，但是決不應改變到如此地步，以至成為相反的政策，使革命黨喪失了革命性，變成雖然扯起革命旗幟而實際上卻是擁護舊社會制度的機關；而本當就是為了改變這種制度才建立起來的。

……今天中國農民的生活比孫中山當初痛感人間不平而終生投入革命的時候是更加困苦了。然而今天自命為孫中山信徒的人，口裏談的是階級，心裏想的卻是一種實際上漠視中國千百萬貧困農民的疾苦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