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青幫陰謀（第4/11頁）

1926年10月，“左”派軍隊攻下了武漢，國民黨自由派和共產黨控制了湖南和湖北兩省。12月，江西和福建也落到了他們的手裏。

國民黨政府開始從廣州遷往位於長江中部的武漢三鎮，即1911年辛亥革命的發生地。第一批離開廣州的有鮑羅廷、慶齡、慶齡的繼子孫科、陳友仁和他的兩個女兒以及宋子文，與他們同行的有“左”派的軍官們和十幾位蘇聯顧問。他們先是乘坐火車，到達終點後改乘轎子繼續前進，同時還要避開敵軍控制的地區。後來他們又換乘舢板和小船，再後來便需要騎馬前進。有一半多的路程，他們都是冒著傾盆大雨徒步趕路，趟過小河，在泥濘的山路上跋涉。

武漢在等待著他們的到來。武漢由武昌、漢口和漢陽這三個位於長江兩岸的鎮子組成。它是一座工業化城市，到處都是不安分的工人，支持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力量十分強大。一支由30萬名支持者組成的遊行大軍在那裏等候著國民黨領導者們。飛機在空中盤旋，接連不斷的煙花爆竹聲如同機關槍的肆虐聲。

1927年1月3日，武漢的民眾借著慶祝活動的興奮勁兒，自發行動，攻下了漢口的英租界。另一批人則接管了位於武漢下遊的九江英租界。武漢國民政府宣稱這些都是他們取得的勝利，從而提高了他們在中國“左”派人士中的聲望。英國政府很不情願地放棄了這兩處租界。但在做出讓步的同時，英國人也調集了一支規模龐大的遠征軍，以保護他們最重要的戰利品：上海。

與無產階級控制的武漢相比，蔣介石在南昌的臨時大本營就像是一個充斥著傳統價值觀念和鄉紳的中世紀城堡。那裏除了一座發電廠和一座搪瓷廠外，再沒有其他重要的工業。那裏秘密會社的勢力非常強大，手握大權的國民黨保守派領導人在退職之後，也會選擇退隱此地。蔣介石與這裏的青幫頭目們一直過從甚密，這一點鮑羅廷和武昌起義的“左”派人士都不知情。黑幫領袖們獲悉，共產黨和其他“左”派人士正計劃在上海舉行一次辛亥革命那樣的民眾起義，青幫已經做好了準備，等待著他們。

上海的共產黨人對於起義的方法和目標的意見並不一致，而斯大林不斷發來的那些充滿惡意且非常不利的指示又經常讓他們陷入迷惑當中。盡管如此，他們仍然計劃在1926年10月發動工人和共產黨員們舉行起義。蔣介石的主力部隊抵達上海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他們想通過起義來展示自己的實力，並計劃在蔣介石到達後，發動一次更大規模的起義，奪下整個上海。

跟黃金榮和杜月笙商談了即將爆發的共產黨起義之後，蔣介石派了一位名叫鈕永建的親信參謀去向上海的“左”派人士傳達他對起義的“支持”，聲稱將派一支黃埔軍“別動隊”參加起義。看到蔣介石願意加入進來，“左”派人士非常高興，將最終敲定的起義計劃的細節都告知了蔣介石手下的軍官們。青幫頭目們隨後便向當時控制上海地區的北洋軍閥孫傳芳告密。當共產黨發動起義時，孫傳芳的部隊早已在那裏嚴陣以待，而蔣介石許諾的“別動隊”也沒有出現。看到孫傳芳手下那些裝備精良的雇傭軍，共產黨的幹部和工人們驚得目瞪口呆，隨後便遭到了大規模的屠殺。共產黨組織者們卻沒有懷疑是蔣介石背叛了他們。

血案發生後，周恩來立即從廣州趕到上海，負責重新組織被打得支離破碎、士氣低落的罷工力量。周恩來曾在鮑羅廷身邊工作過，還在蔣介石任校長的黃埔軍校擔任過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城市布爾什維克，在法國留學時期也了解過巴黎公社的一些經驗。

與此同時，蔣介石於1926年11月在九江再次與黃金榮湊到了一起。通常情況下，這位上海三大亨中的老大都會把事情交付給杜月笙辦理，但這一次的聚會如此重要，以致這位黑幫教父不得不親自走出法租界裏的老巢。由於國民黨軍隊已經進入了青幫控制的長江流域核心區域，一年前在西山會議上商定好並由張靜江在廣州負責幕後指揮的那個宏大計劃即將到達高潮階段。蔣介石即將與青幫聯手，一勞永逸地消滅共產黨人。

自從首次對“左”派進行大屠殺以來，上海的緊張氣氛持續升溫，達到了讓人難以忍受的地步，這不可避免地給人一種印象：上海將被布爾什維克接管，兵臨城下的國民黨軍隊也是一支“左”派領導的武裝，他們也將參與其中。商人們拖家帶口跑到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避難，租界周邊布滿了纏著鋼絲網的路障，四處建起了碉堡，用沙包堆起了掩體，荷槍實彈的外國警察、士兵和自衛隊四處巡邏。與此同時，一支30 000多人的軍隊正從各個國家奔赴上海，以“保護外國公民及其權益”。單就英國人而言，平均每個在上海的英國人都能得到兩名英國士兵的保護。英國人的飛機不停地在港口上空執行任務，來自英國、法國、美國、日本、意大利和葡萄牙的30艘軍艦停泊在黃浦江上，隨時準備采取行動，此外還有更多的軍艦正在趕赴上海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