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爭權奪利

1924年5月15日，《紐約時報》發布了孫文去世的消息。實際上他並沒有離世，此時的他正在計劃前往北京，去跟當時控制這座北方都城的軍閥商談合作事宜，以免爆發戰爭。

控制華北地區的軍閥派系已經被“基督將軍”馮玉祥給趕走了。馮玉祥表示，他已經準備好讓孫文來北京就任中國大總統，而不僅僅是在廣州當個非常大總統。就是在這種妥協的氣氛下，孫文受邀前往北京“就成立新政府提出自己的意見”——這不過是私下談判的一種委婉說法。

馮玉祥是個潘喬·比利亞[1]式的人物，他曾用消防水槍給他的部隊進行基督教施洗儀式。雖然他本人不識字，但他強迫手下的戰士們每天晚上要學一個新漢字，不然不給晚飯吃。他到處誇耀，說他教導戰士們做人們的仆人。在道德行為方面，他也以身作則，給戰士們做出了榜樣。但與此同時，他參與了各種陰謀、宮廷政變和地盤之爭，逐漸成了一個表裏不一的陰謀老手。1924年，厭倦了這種無休無止鬥爭的馮玉祥自己占領了北京城，然後轉向蘇聯請求援助。莫斯科此時雖然已經在支持華南的國民黨，準備幫助孫文發動北伐戰爭，但克裏姆林宮還是決定同時支持馮玉祥。隨後，蘇聯教官和顧問們以及大量軍火和其他援助開始抵達北京城。

馮玉祥十分清楚國民黨的實力在日益壯大，孫文也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普遍歡迎，與他聯合有很多好處。1925年年初，馮玉祥與鮑羅廷舉行了“多次漫長而成功的會談”，最終達成了協議，接下來怎麽做就要看孫文的了。

但此時的時間已經不多了。1924年11月12日，孫文已經58歲。他的消化系統不好，因此不能沾酒。離開廣州之前，為了以防萬一，他把事情都進行了妥帖的安排。政府中的重要職位都安排了他的主要助手們擔任。為了讓上海那些支持國民黨的心煩意亂的保守派們放心，他任命國民黨內的右派分子、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領導成員之一的胡漢民擔任“副大元帥”。

11月17日，在慶齡、鮑羅廷和18名國民黨官員的陪同下，孫文在上海登上了一艘日本輪船前往北京。他們到達的第一站是神戶。在日本，孫氏夫婦受到了公眾的熱烈歡迎，但官方的反應很冷淡。看到孫文與蘇聯人交好，日本人很不高興，因此日本政府對他的到來不予理會。在神戶一所學校發表紀念演說時，孫文對此提出了溫和的批評：“這個問題仍然存在：日本將成為西方文明之鷹，還是東方力量之塔，這是擺在日本民眾面前的選擇。”

1924年12月4日，兩手空空但滿懷熱情的孫文抵達天津。在與東北軍閥進行私下會談時，由於身體劇痛，他倒下了。慶齡在他的病榻旁照看了三周。12月31日，一輛專列拉著孫文急馳北京。在北京車站，他受到10萬支持者的歡迎，由於病情的原因，他沒有發表演說。1925年1月26日，他住進了協和醫學院附屬醫院，經專家診斷，他患的是肝癌，並且已經無法進行醫治。隨後，他搬進了曾代表中國參加凡爾賽和談的外交官顧維鈞的一棟寬敞的公館裏養病。

孫文患上不治之症的消息傳出之後，平日裏與他親近的那些同僚們都匆匆趕到他的身邊。由於在南部都城的根基還不牢靠，他的三個最重要的助手——右派胡漢民、“左”派廖仲愷和軍方的蔣介石則繼續留在廣州。

在黃埔軍校，蔣介石把學員們都集合起來，傳達孫文生病的消息：

我們的大元帥現在在北京患了重病，還沒有康復。他病得很嚴重，可能已經治不好了。他為什麽患病了呢？因為數十年來他一直致力於中國革命，卻沒有任何一支軍隊能夠把他的計劃付諸實施，所以他得了癌症。我們是大元帥最靠得住的部隊，我們知道他得了重病，國家的命運處於危機之中，人們正在遭受苦難——我們必須繼續進行艱苦的鬥爭，拯救國家和人民，只有這樣才能醫好藥物已經無法醫治的大元帥的病。

孫文在病榻之上組建了一個中央政治委員會，代表他在北京開展活動。英俊瀟灑、油頭粉面的汪精衛是這個委員會的高級成員。汪精衛因在1911年“試圖暗殺”清政府攝政王而聲名鵲起。實際上，那次暗殺不過是一場鬧劇。真正實施暗殺的那幾個人把一顆自制炸彈藏在攝政王府邸附近的一條溝裏，後來才知道他們把引爆線剪得太短了。炸彈被發現了，循著它的包裝，巡捕們找到了暗殺者在北京的藏身之處，並在那裏抓到了汪精衛。汪精衛確實知道這個計劃，不過他並沒有參與其中。他被關押了幾個月，直到辛亥革命爆發後才從清政府的大牢裏放了出來。後來，他聲稱是他策劃了那場暗殺活動，此後他的生活便開始順風順水。汪精衛在任何原則問題上都可以妥協，這種能力使他在國民黨中一直屹立不倒。他身邊的人一個個被殺害，而他卻安然無恙。現在，他有幸站在孫文的病榻旁，非常有可能成為大元帥的繼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