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爭權奪利（第4/5頁）

他們當中明顯占優勢的是在美國出生的“左”派廖仲愷，他是杜月笙間接奪權路上的最大障礙。廖仲愷是鮑羅廷的最愛，也是胡漢民的密友，所有人都喜歡他，孫文的遺孀宋慶齡更是如此。

廖仲愷是舊金山一位中國商人的孩子，後來他去日本繼續求學，對孫文倡導的革命運動產生了興趣。嶄露頭角的“左”派分子廖仲愷偶然遇到了雄心勃勃的右派胡漢民，兩人後來成了終生好友。胡漢民主張個人獨裁，廖仲愷更鐘情於激烈的社會改革。廖仲愷認為，中國已經被自私自利的金融資本剝削得太久了，他認為應該限制資本主義，允許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並且可以通過消費合作社購得各種制成品。他要求最大範圍地實現民主，卻沒能說服孫文直接從農民那裏獲得支持——在20世紀20年代，即便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來說，這個想法也有點太激進了。那時候中國共產黨希望效仿蘇聯模式，依靠工人階級發動革命。

最終說服孫文尋求蘇聯支持的人是廖仲愷。鮑羅廷喜歡他，無論什麽事總喜歡讓廖仲愷來替他辦。孫文去世時，廖仲愷擔任黃埔軍校的高級黨代表，政治地位與蔣介石不相上下。同時，他還擔任國民黨廣東省政府的省長。如果按照事態的自然發展，廖仲愷最有可能成為孫文的繼任者。

孫文去世後的數周裏，趁著混亂，兩支曾經與國民黨聯盟的軍閥部隊進攻並奪取了廣州城，鮑羅廷逃到了黃埔軍校避難。在加倫將軍的幫助下，蔣介石和廖仲愷對敵人發起反攻，很快收復了廣州。在48小時內，國民黨俘虜了17 000人，繳獲了16 000支槍，包圍被瓦解了。

廣州局勢安定之後，國民黨中央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商定孫文的繼承人。會議最後決定不搞個人繼承，國民政府將由“左”、中、右三派（廖仲愷、汪精衛和胡漢民）聯合執政。汪精衛被授予基本上是禮儀性的代理主席的頭銜，胡漢民則被任命為外交部部長。執行權仍掌握在廖仲愷手中。實際上，這是“左”派搞的一次“宮廷政變”。

但是，“左”派的這種做法為自己樹立了強大的敵人。1925年的春夏兩季，到處發生工人運動。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積極組織工人和學生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舉行的抵抗外國人的遊行示威激怒了工廠老板、銀行家和外國大班們。5月15日，上海一家紡織廠的日本工頭在罷工中開槍射殺了一個工人。5月30日，共產黨號召大家舉行抗議示威遊行。那一天，有大批的人員走上了街頭，公共租界的警察們也出動了。一支英國軍隊朝著人群射擊，打死工人12人，打傷50多人。“五卅慘案”引起了國內其他地方的罷工、抵制活動和遊行示威。在廣州，有52名抗議者被法國和英國的機槍手打死。槍擊事件發生之後，駐廣州的蘇聯顧問薇拉·弗拉基米羅芙娜·維什娜雅科娃·阿基莫娃寫道，廣州沙面島上的外國租界就像“這個城市活體上的一塊碎片”：

它靜靜地擺在我們面前，戒備森嚴。一條人工挖開的河道，還有一堵中國人民仇恨與憤怒的墻壁，把它與路堤隔開。橋上擺放著一些鋸木架似的纏著帶刺鐵絲網的路障，上面還裝著鑄鐵大門，只在中間留出一條狹窄的通道，直通裏面外國領事們的住所……兩個頭戴軟木頭盔，身穿卡其布短褲，手握步槍，腰裏別著一把軍刀的英國士兵在橋上路障的旁邊邁著均勻的步子走來走去。對岸一點聲音都沒有，整個沙面島如同死去一般。實際上，這裏幾乎已經沒有人住了。就連那些從陸地上逃到這裏的傳教士們也早就離開了。

此次事件在香港引起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罷工，引起英國人深深的仇恨。香港那些一向直言不諱的報紙公開發表了一系列文章，號召刺殺國民黨“左”派領袖。英國人甚至提出，只要停止罷工，他們願意“貸款”1 000萬美元給宋子文。不過，發現國民黨“左”派和右派正在進行一場權力之爭後，英國人又取消了這一提議。“左”派分子的煽動所帶來的這些負面後果讓蔣介石的支持者們煩惱不已，這更堅定了他們除掉黨內“左”派的決心。

第二年，在一個由共產黨新組建的總工會的幫助下，上海的工人們組織了500多次罷工活動。這個新出現的工人組織對青幫領導的工人同業行會是一個直接的威脅。杜月笙和黃金榮可不想讓別人在這上面分得一杯羹。杜月笙老早就是中國決心最大、辦法最多的反共分子，現在，他開始迅速采取行動了。他策劃了一系列帶有不祥征兆的活動，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派張靜江去廣州通知蔣介石，準備奪權。

1925年8月20日，身在廣州的廖仲愷乘車去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他剛下車，大樓門前的柱子後面閃出5個貌似黑幫分子的槍手，開槍將他擊倒在地。到底是誰策劃了謀殺廖仲愷的計劃，一直沒有定論。不過傳言將矛頭指向了溫和的右派胡漢民。盡管意識形態和生活方式都不相同，但此事絕不可能是胡漢民幹的，因為自1905年開始，廖仲愷和胡漢民就已經成了至交。盡管如此，為了避免遭到報復，胡漢民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許多國民黨保守派官員們都逃離了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