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投身革命（第2/8頁）

孫文上書的內容來源於何啟博士的觀點：通過本國人士的智力，中國也可以做到像西方國家那樣富強。孫文首先贊揚大學士素有提攜人才之名，隨後便簡述了自己的閱歷：

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港考授英國醫士。幼嘗遊學外洋，於泰西之語言文學，政治禮俗，與夫天算地輿之學，格物化學之理，皆略有所窺，而尤留心於其富國強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規……[2]

1894年年初，孫文北上，準備去天津向大學士李鴻章面陳己見。途中，他在上海稍事停留，遇到了一位名叫宋查理的三合會兄弟。

孫文當年參加的那個名為“三合會”的秘密會社，與宋查理家族在海南島加入的社團同屬華南三合會，屬於潮州幫的一個分支。在上海公共租界，查理加入的也是這個組織。此外，他還是洪幫成員。

孫文和宋查理第一次見面的地點是在摩爾捐建的那所監理會教堂。星期日的禮拜儀式結束之後，經人介紹，他們相互認識了。終其一生，孫文都定期到教堂裏募集新人。他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我不屬於教堂裏的那個基督，而是屬於身為革命者的耶穌基督。”

除了都是幫會成員之外，他倆之間還有很多共同點。比如，他們都來自廣東省，說同樣的方言，都能講英語，都在海外留過學，都是基督徒。他倆還都曾想學醫，都懷有遠大抱負，都很難融入孔孟禮教社會，因為他們都是一種融合體——受過西方教育的農民。他們都能從對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查理對孫文的天津之行不抱太大的希望。盡管如此，他還是盡其所能促成此事。他向孫文保證，如果北上不能達成目的，他還可以回來投靠查理，依仗洪幫的勢力在長江流域一帶繼續他的事業。查理還向他介紹了另外兩個大人物，即洪幫重要首領：大買辦鄭觀應和著名記者王韜。王韜給孫文提供了一個可用的關系：大學士手下一個地位不高的官員。憑著這個關系，孫文繼續他的上書之旅。

任何一個人，哪怕是對清政府官員有些許冒犯，就會落得掉腦袋的下場。其他人所寫的那些抨擊時政的文章，大都是用匿名的方式在香港發表，或者私下偷偷流傳。就連孫文的老師何啟博士的那些大膽的建言，也只敢用筆名發表在香港的《中國郵報》上。而現在，孫文卻準備去面見一位權傾朝野的人物，親自向他陳述自己那些曾被有意忽略的政見。在當時的環境中，此舉確需超人的勇氣。

然而，此行的時機選擇得相當不好。大學士此時需全力以赴應對各種緊急事務。針對朝鮮問題，清政府與日本之間的戰爭已經迫在眉睫。幾個世紀以來，朝鮮一直是中國的屬國。但自從美國海軍準將佩裏“砰”的一聲槍響打開了日本的門戶之後，日本閉關鎖國的狀態結束了。日本快速實現了國家現代化，其霸權觸角開始伸向礦產豐富的朝鮮半島。

抵達天津之後，孫文把備好的上書草本交給了王韜的那位熟人，希望能夠轉到大學士手中，結果卻是空歡喜一場。他沒有等到任何結果，沒人安排他們見面。大學士沒有閑余時間去思考一個微不足道的南方農民出身的草醫提出的那些不著邊際的社會改革方略。

此時的孫文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返回上海後，他住到了宋查理家中，由查理在幕後操縱一切事務。宋查理把孫文給李鴻章的上書以改革論文的名義發表在林樂知博士主編的《萬國公報》9、10月號合刊上。這是孫文的政治觀點首次見諸公共視野。

在查理的印刷廠經過長時間的討論之後，孫文認為，社會改革絕無成功的希望。現在應該沿著秘密會社的路子，組織新的政治運動，最終走向革命。

從此之後，孫文常會定期來到查理家中，在他的書房裏召開密謀會議，查理的孩子們都視其如教父。無論孫文到哪裏去為他的事業籌集資金或爭取支持，查理都向他通報新的情況，並自掏腰包支付他的各種開銷。

這完全是一種中國古代的江湖兄弟情義，最能體現這種情義的是古典小說《水滸傳》。在一片水鄉澤國中一座名為“梁山泊”的山寨裏，小說中的那群草莽英雄建立了一個“解放區”，即謀反者建立的共和國。在那個群魔亂舞的朦朧世界中，善行總是與一定的欺詐相伴而存。經過世代口口相傳和地方戲曲的傳播，這些俠盜義賊的故事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另一個常為人們傳頌的故事，是一個農民加入了反叛大軍，最終當上了明朝的開國皇帝。

歷史上總是不乏這樣的秘密會社、盜賊團夥和秘密幫派。但在17世紀以前，這些組織都是零星出現。1644年，清軍入關成了一道分水嶺。自此之後，全國各地建起了新的秘密會社網絡，矢志要將滿族人拉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