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瞻前與顧後：現代化與戰略發展（第2/4頁）

第五，等級森嚴。官員的行動與行為都受到嚴格的禮儀束縛，不得越級篡權和妄議朝政。

為了維持穩定的中央集權制度和皇帝的絕對權威，中央政府的中心任務是防止分裂，維護社會正常運轉的秩序。

分裂的可能性主要來自兩種情況：

第一，各級官員只對上級官員負責，在權重的官員周圍會形成幫派，在中央政府旁邊再出現一個新的權力中心。

第二，由皇帝封賞的貴族和大臣，功高蓋主，權大狂妄，不執行皇帝的命令，會形成新的諸侯割據勢力，對皇權構成威脅。

對於上述這兩種情況，皇帝是絕對不允許的。皇帝一方面以加強中央對地方的行政管理和灌輸儒家忠君愛國的政治觀念來保證自己的絕對權威，另一方面在組織上也采取了許多強有力的措施，以防止在復雜而龐大的官僚機構中，因某些環節出現問題而使中央政府的運作失靈。因此，中央政府在那些可能帶來動亂和國家分裂的問題上，保持著極為謹慎的態度和實行嚴格的監視。比如，防止官僚勢力強大到與皇帝爭奪政權；防止地方勢力背著中央搞分裂；防止民眾因為不滿發展到造反行動；防止在思想上出現偏離儒家正統的異端文化；防止中央政府對國家經濟失去控制，從而限制土地買賣和市場規模，並輔之以嚴格的戶籍、土地和稅賦管理等；防止國內外敵對勢力勾結起來謀反等等。皇帝對中國社會實行的有效管理，是依靠從中央到地方強大的無孔不入的官僚行政體制實現的。

在實現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高度統一過程中，發達的交通條件顯得十分重要。為了保證中央政權對全國各地保持絕對的控制權，對朝廷命令的傳遞要做到“十日而海內畢至”。自秦始皇建馳道始，各朝各代都十分注重通訊和交通的建設。以馳道上的短途乘馬接力傳遞皇帝聖旨為例，其速度可達到每晝夜500—1000裏，這在信息溝通十分困難的古代世界已經是堪稱一絕了。由此可見中國傳統官僚制度的行政效率與執行能力。

另外，皇帝在行政集權和官員管理上還動了不少腦筋，比如皇帝欽點各地的主要官員，牢牢把握用人權；實行各級官員輪換制；由中央政府建立監督機構，隨時檢查和審查地方官員的任職情況等等。

到了清代，皇帝對政府官僚體系的控制和管理更加完善。清王朝仿效秦漢以來中國的君主官僚政體，根據實際情況，建立起了一套更加適合自己統治的行政管理體制。

這可以從四個方面來進行考察：

第一，清代形成了統一而龐大的政府行政管理體系，行政、監察、司法三種權力分割，但都只對皇帝負責，由它們對全國實行條塊結合的分級管理。

第二，形成了一整套比較完善的官吏選拔、考評和調任的制度，通過科舉制度等方式使民間的優秀人才得以進入政府管理階層。

第三，軍隊由皇帝實現絕對領導。

第四，采用任官回避制度，防止官員結黨營私與尾大不掉等等。

但問題是，在晚清，恰恰在利用儒家文化與官僚制度進行有效統治這兩個重大而關鍵的問題上，清政府卻犯了致命性的錯誤，從而導致了它的不可挽救的命運。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在張之洞、袁世凱的強烈要求下，清政府宣告廢除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這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儒學作為國家考試選拔人才制度的廢除，是中國新舊時代的一個分水嶺。從此，因為選拔人才標準的改變，中國人的價值觀念迅速、徹底、全面地發生了改變。

放在前現代的歷史上考察，應該說科舉制是一個很不錯的制度。它畢竟打破了社會、階級之間不可跨越的鴻溝，至少在形式上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平台，使平民子弟通過苦讀，也有可能進入上流社會，因而，窮苦人家的子弟通過自己刻苦讀書，就可能成為狀元、榜眼、探花，進入社會最上層。無論這條路有多麽窄，多麽難，僅憑這一點，都應該為它譜上一曲贊歌。

然而，科舉制度的消極之處也是明顯的：

第一，它把讀書人緊緊系於仕途，在科舉指揮棒的引導之下，讀書人不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文人，而是成了官僚階層的預備隊。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學問不過是敲門磚，讀書不過是進入官場的手段，其真正目的在做官，求得個富貴坦途，封妻蔭子。所以，讀書人的思想和行為都要適合於官場的規範，養成了對官場和儒家經典的雙重依附。

第二，作為一種選拔人才的形式，科舉考試的內容和形式嚴重限制了人們思想的活力與創造性。如果說，隋唐時期的科舉考試科目門類還算齊全、設計還算科學的話，那麽，到明朝經過朱元璋的改革後，考試內容只不過剩下了一些四書五經之類的對於現實社會不起實際作用的典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