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太阿倒持之教訓（第2/5頁）

清初，由於順治、康熙、乾隆三代較好地處理了西北邊疆的準噶爾部叛亂，平定了三藩割據之亂，消滅了台灣的鄭經分裂勢力，中央權威得到了保持。但從道光二十年（1840年）西方侵略勢力進入中國，特別是太平天國農民運動興起以後，以此為契機，清朝中央與地方之間的關系就起了微妙的變化。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地方集團勢力日大，開始逐漸影響朝局，從而打破了清代200余年來的中央與地方政治權力格局的平衡。甲午戰後，在中外矛盾、滿漢矛盾、中央與地方矛盾的夾縫中，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奮然崛起。北洋集團在新政時期的迅速膨脹，不僅打破了中央與地方關系的平衡，而且利用辛亥革命的時機吞噬了清朝政權，最終實現了從地方走向中央的目標。

總的來看，清朝268年中央與地方關系的歷史大致可以劃分成前、中期（1644—1840年）和末期（1840—1912年）兩個階段。第一階段，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穩定的，中央政府保持著高度的集權，對地方有著絕對的駕馭能力。變化發生在後一階段。隨著西方列強的不斷侵入和鹹豐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導致了清王朝原有的國家權力配置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原來屬於中央政府的諸多權力開始下移地方，大清帝國的權力大廈開始不斷傾斜，最後竟至徹底坍塌。

觀閱歷史，中央政治權威的形成和維護主要是由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權力的共同支撐。在中央與地方關系上表現為政治、經濟交往的互惠性、共同維系的一份情感、社會文化感以及有效的行政與社會控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上。清朝前期，統治者通過文治武功，成功地影響和控制了國家的政治、社會生活，成功地樹立起了政治權威。但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後，世界與中國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中國越來越被納入全球化體系的過程中，現代與傳統的矛盾變得愈來愈尖銳。隨著西方軍事、經濟、政治、文化的不斷沖擊與國內下層民眾大規模反抗活動的加劇，國家政治生活的運作也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清政府的政治權威在內外因素的沖擊下面臨著越來越嚴重的挑戰。

追溯歷史，晚清大變局無疑是近代中央與地方關系的開端。在這一時期，中央權威嚴重下降，逐步喪失了對地方統馭的實際能力；地方勢力則迅速膨脹，不斷擴大與攫奪中央方面的權益，發展到清末，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遭到徹底破壞的時候，北洋集團鳩占鵲巢，利用辛亥革命的機會取清中央政權而代之。這種情況，構成了清末中央與地方關系變化的基本軌跡。期間，中央與地方權力爭鬥波瀾跌宕，政潮暗湧，綿綿不絕。中央與地方爭奪權力所導致的質量互變的結果，對清末、民國時期的中國政局無疑產生了深遠而重大的影響。

實際上，晚清政局的變化是復雜的，並不如上述勾畫的那樣簡單。西方民權觀念的輸入對中國傳統君權觀念造成了一種解構，這對中國政治的發展無疑是有益的。但是，中國自秦以來，就是一個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無論政治傳統還是文化觀念都已經深固人心。盲目機械地引進或者效仿西方政治體制，不一定符合中國特色與適合中國的實際情況，近代以來諸多熱血人士千辛萬苦搬來的西方的所謂先進政體如地方自治和聯邦制等，事實證明，其結果並沒有造成中國的強大，反而成為國家長期動亂的因素。在中國這樣一個有著悠久集權傳統與觀念、地大物博、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度，如何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既維護好中央權威，又尊重好地方利益，讓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保持一種上下相維、水乳交融、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共贏關系，這應是我們總結歷史，立足現實的一個重大課題。

今天回頭觀看，在清末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一直面臨著地方主義的困擾。在清初、中期，由於皇權能夠很好地保持，國家的政治結構一直處於高度中央集權的狀態。從順治到道光皇帝，代代相承，乾綱獨攬，令出惟行，大權從未出現旁落的現象。但是，這種狀況到了鹹豐時期發生了一個大的轉變。由於太平天國的內部沖擊和英法等國列強的外部侵略，再加上清政府軍事支柱八旗與綠營的腐朽不堪，中央政府已經無力應付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迎頭打擊。在這種情況下，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從生存利益角度考慮，清政府不得不將自己長期以來一直把持不放的軍政財經大權抽出一部分下放到地方，從而導致清末政局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這就是地方勢力的興起及其與中央政府爭權奪利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