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衰落與地方崛起互為因果

19世紀末中央政權的嚴重衰落是地方勢力迅速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有些國家中，中央政權的衰落是地方勢力崛起的結果。但在19世紀下半期的中國，中央政權的衰落則是地方勢力努力崛起的一個重要原因。反過來，地方勢力的崛起，又更加促使了中央政治權威的進一步瓦解。

一般而言，革命是不可能在中央政府十分強大的條件下取得成功的。中央政府是否強大，取決於三大重要因素：一是統治集團內部自身的統一與團結；二是中央政府有著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力量；三是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有著超強的駕馭能力。可是，19世紀後期的清王朝，恰恰是這三大方面最為脆弱的時期。

歷史表明，自18世紀末以後，財政危機一直是困擾清王朝統治者的一個嚴重問題。在這一段時間裏，政府的開支不斷加大，而財政收入卻沒有太大的變化，雍正三年（1725年）約為3610萬兩，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則為3860萬兩。隨著人口增長，地方行政管理機構不斷擴大，由於中央政府不能為其提供足夠的經費，只得賦予他們可以征收附加稅的權力。這就為地方官員提供了向下層民眾攤派苛捐雜稅以中飽私囊的機會。也就是說，盡管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水平很低，而且在很長時間裏沒有明顯增長，但下層民眾的負擔並沒有減輕。相反，這種政策造成兩個極為有害的副產物，一是官員貪汙腐敗現象的日益普遍和嚴重，另一個是地方財政實力的增強。後者成為後來地方政治形成的重要經濟基礎。這兩個方面都極大地侵蝕了清朝政權，對瓦解中央政權產生了極為有害的影響。

由於大量財富滯留在地方政府中，財政日益衰竭的中央政府越來越失去采取主動和進取性社會政策的物質基礎。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就更是如此。在正常的情況下，這種局面也許還可以維持下去。但在19世紀中期，情況驟然發生了變化。西方列強直接的武裝入侵和國內的太平天國運動與撚軍起義，使缺乏財政基礎的中央政權的虛弱立刻暴露無遺。在“內憂外患”的雙重挑戰之下，中央政府已無能為力，只得向地方政權求助，而中央政府也不得不為此付出相當沉重的代價，這種代價又反過來進一步加劇了中央政權的軟弱與萎縮，另一方面則使地方勢力迅速發展壯大起來。清末湘系―淮系―北洋系地方集團的相繼興起，正是清政府為挽救危機，企圖加強與鞏固皇權統治而導致權力異化的結果。

鴉片戰爭以後的半個世紀，愛新覺羅王朝日益破敗衰微，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從頂峰跌落下來。使其然者，第一，是資本―帝國主義多次洗劫和掠奪。對清廷來說，尊嚴的折辱和利益的分割，是被迫的，痛苦的，其間不無反抗，因而有其組織的五次大的民族自衛戰爭。但是，一項項喪權辱國的條約，記錄了清政府屈服妥協的過程。八國聯軍入侵之役，清政府以極其屈辱的條件和代價，結束了戰爭，保存了自己，但已經到了十分虛脫困乏、支離瓦解的地步，專制皇權徹底匍匐在列強的淫威之下。

第二，是民眾反抗鬥爭連續不斷的沖擊。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大大重創了清王朝賴以維持其統治的國家機器——八旗軍與綠營兵，清王朝用以支撐的軍事機器從此盛極而衰。太平天國、撚軍、西南和西北各族人民的造反行動徹底摧垮了清王朝的八旗軍與綠營兵，導致了清王朝中央集權制度的嚴重破壞，地方督撫勢力開始膨脹。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登上了中國政治舞台，維新變法運動，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的紛紛成立，雨後春筍般出現的革命書刊，迅速傳播的革命思想，連綿不斷的武裝起義，以及遍布全國的各地民眾的多種形式的反抗鬥爭，使“奉天承運”、至高無上的專制皇權的威風掃地。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終於將腐朽的專制皇權送進了歷史的博物館。以辛亥革命的排滿風潮為契機，清王朝統治中國的歷史被迫結束。

第三，造成清室專制皇權衰微的原因也在其自身。清末，吏治腐敗，經濟破產，軍隊衰朽，使清室挽救危機的種種努力，或被抵銷，或成虛文，或適得其反。在鎮壓太平天國及撚軍起義的過程中，權力過分集中的體制，窳敗腐朽的八旗、綠營，命將出師、籌集餉糈的傳統辦法已經不靈。戰爭的一再失利，迫使清政府不得不調整與修補其體制和政策，結果造成中央集權的陵夷和地方勢力的膨脹。督撫練兵籌餉，專擅地方軍民財權，打破了原來地方軍民財政設官分司、互相牽制，中央地方上下相維的權力結構的平衡局面。雖然一些官員以“太阿倒持”、“外重內輕”、“尾大不掉”警告建言，但在你死我活的階級矛盾，幾十年間“盜匪蜂起”的威脅下，清中央政府已經無力也無法改變這種局面。地方勢力崛起於撲滅民眾以暴力形式反政府的年代，它在挽救和加強清室統治的同時，客觀上又削弱了這個政權，兩種作用如影隨形，無法避免。慈禧太後垂簾聽政，控制清廷最高權力幾達半個世紀，其統治靠傳統的皇權威力與高明的平衡權術周旋於各利益集團和各個政治派別之間。在排擠、爭寵中，使其互相牽制，取得平衡態勢，達到操縱和控制。先以滿洲貴族與言官力量牽制湘系集團，後以淮系集團牽制湘系集團，並使湘、淮系各集團內部互相制約。當淮系勢力過分擴張，又扶植張之洞與李鴻章相抗衡，同時以清流派譏彈地方實力派，束縛其手腳。對地方實力派，慈禧太後采取既依賴又裁抑，依賴中進行控制，裁抑時又予以支持，在各派爭鬥中求得平衡的統治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