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央變局意識不強錯失機遇

自19世紀末歐風美雨紛紛侵淫中國大地以來，中國實際上就被納入了全球化的體系之中。傳統的一套在現代化的沖擊下不可避免地要相應地發生改變。但是，面對西方的不斷沖擊，清政府卻昧於世界大勢，掩耳盜鈴，一葉障目地頑固堅持天朝上國的盲目自大的排外意識，不是去積極建立自己的世界眼光與全球意識，根據已經變化了的世界形勢去改造創新自己的體制，在中央政府內部實行革新，建立一套與時俱進的領導機構及與之相應的政治制度，而是在苟且偷生中一再喪失重建現代政治權威的機遇，最終，在中國亟需進行現代化變革的時代裏，這一機遇被地方督撫所占有，這是近代以來中央政府政治權威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

清中央政府喪失調整政策、建立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職能體系的機遇，至少有以下幾次：

1.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八月，在風光旖旎、富麗堂皇的熱河避暑山莊，乾隆皇帝拒絕了英國使團代表馬戛爾尼談判建交的請求。乾隆皇帝的這一舉動，使大清帝國喪失了半個世紀與西方國家進行接觸、了解，調整自己心態及建立世界眼光，進而發展自己的大好機會。當時的乾隆皇帝不會知道自己的這一意氣用事的草率決定，將會給他的子孫與帝國的未來帶來多麽大的危害。

他不知道，為了保證這次出訪的成功，大英帝國光是準備禮品就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僅僅由於禮儀的爭執，這位大清帝國的主宰者就暴跳如雷，立即降旨降低接待使團的規格。諭旨中說：“似此妄自驕矜，朕意甚為不愜，已全減其供給。所有格外賞賜，此間不復頒給。”[1]不僅如此，英國使團費盡心思帶來的代表當時英國最先進科技與軍事裝備成果的天體運行儀、地球儀、榴彈炮、迫擊炮、卡賓槍等重要禮品，一概被乾隆皇帝嗤之為“可以給小孩當玩具”，將它們塵封在圓明園中，不再搭理。東西方兩個大國就這樣擦肩而過、失之交臂。這個事件表明：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各自在自己的環境中生成、發展，從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制度及觀念，彼此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東西方世界要想相互接近、溝通、理解，開展正常的交流與往來，就必須要經歷一個長期的、痛苦的、艱難的適應與磨合的過程。

2.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不甘心的英國政府又派遣阿美士德使團來華。他們帶著和馬戛爾尼同樣的要求，碰到了和馬戛爾尼同樣的遭遇。嘉慶皇帝的保守、固執甚至比其父乾隆皇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幹脆拒絕接見阿美士德使團。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並沒有因此變小，而是愈來愈大，兩個文明之間的矛盾很快演變成為刀兵相向的對抗。

3.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國用炮艦強行打開了中國的大門。拒絕與世界的交往已經變得不再可能。但是清政府仍然不注意體制創新，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反而一廂情願地拒絕外國公使進京，不願意與列強直接發生外交關系，從而設立五口通商口岸大臣，將中央政府的外交大權毫不在意地下移給了地方督撫。後來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又進一步設立了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國家的外交大權進一步下移。

4.鹹豐元年（1851年）發生的太平天國戰爭，本來可以促使清政府徹底改變已經腐朽的軍事體制，迅速建立一個戰時統帥部來領導各地的平叛戰爭。但是，清政府不是去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反而將本屬於中央政府的諸多權利下移給地方督撫，從此造成內輕外重，太阿倒持的局面。

5.19世紀60—90年代的洋務運動，清政府雖然成立了一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作為指導全國洋務運動的中央部門。但在實際權限劃分與具體操作等問題上，仍把事權交給地方督撫辦理，遲遲不願走出任何推進具有現代化決定意義的一步。可以說，直到甲午戰爭前夕，在中國現代化這個關鍵的發動期，中央政府並沒有采取從傳統到現代戰略意識的轉變，並沒有制定任何關於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政策與成立相應的領導管理部門，結果，洋務之花全部開放在地方，地方督撫在發展現代化事業的同時，占用了本應由中央政府擁有的經濟、軍事、交通運輸甚至外交等權力資源。中央政府在這次自強運動中進一步喪失了權力與政治權威。

6.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戰爭的慘敗，舉國上下自強之議紛起。但清政府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只新建陸軍，依然沒有全局化的意識。雖然不久發生百日維新，企圖全面創新，但在中央與地方權限問題上，並沒有進行一個根本性的調整與規定。

7.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後，清政府雖然決心實行新政，在中央設立了一個督辦政務處來領導全國的新政事業，但並沒有決心來徹底創新中央政府組織職能，而是把新政事務一股腦地推給了地方督撫，只知道等地方新政辦得有條理後，及時將成果據為己有。結果，導致地方主義擡頭，以省為單位的財政體系、軍事體系、外交體系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