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央變局意識不強錯失機遇（第2/2頁）

可以說，在清末，一切新生事物或者改革事業，基本上都是從地方做起的，省一級的機構改革與現代化意識明顯走到了中央政府的前面。事實證明，實力決定一切。等地方發展起來以後，中央政府雖然進行補救，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將總理衙門改稱外務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農工商部、財政處、練兵處，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成立學部、巡警部等作為領導和管理地方的中央機構，但這種變革是建立在地方利益已經形成的基礎上，這些中央機構已經難以確立起應有的權威了。這種弱中央、強地方的實際作法，隨著中國現代化事業的開展，必然要以削弱中央政權為代價。清末期中央政府苟且偷安，下移權力的做法，不僅沒有能夠達到維護自己統治的目的，反而造成了中央權威的不斷削弱、地方主義的擡頭。這種飲鴆止渴的做法，最終必然是地方崛起與強大，辛亥革命時期，各省紛紛脫離中央政府而獨立，地方實力派北洋集團則乘機鳩占鵲巢，從地方走向了中央。鴉片戰爭以來中央政府錯失機遇、不斷下放事權的做法，最終是以中央政權覆滅作為慘重的代價。

[1] 《掌故叢編》第7輯，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日上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