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央衰落與地方崛起互為因果（第2/3頁）

當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拼湊北洋集團班底的時候，正是李鴻章淮系集團一蹶不振之時。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死後，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全部接收繼承李鴻章淮系遺產中，北洋集團勢力迅速膨脹。清末新政中政治改革的失敗，使得清政府的虛弱面目完全暴露於全國人民的面前。風雨飄搖的清王朝除了依賴地方勢力派，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繼李鴻章之死，劉坤一、榮祿先後衰病以歿，清室哀嘆：“老成凋謝。”張之洞經營湖廣多年，其實力較之後起的北洋集團，則瞠乎其後，這時運用牽制的術數已作用不大。在革命黨人的宣傳中，排滿的調門不斷提高，優禮重用能臣漢人袁世凱，依賴北洋集團，添上了抵銷排滿宣傳的作用。雖然滿洲親貴對袁世凱猜忌日深，樞垣彈章交上，但終慈禧太後之世，對袁寵信不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袁世凱與張之洞同一天內調軍機處，一般被看成“明示優崇，隱收兵柄”。但只要稍微考察袁世凱內調後，袁氏的其他黨羽，仍然高居要津等史實，就很難說慈禧太後已經不再信任袁世凱的說法是全面的。事實上，袁世凱與朝廷中各派之間的矛盾是存在的，也曾演出了激烈的傾軋局面，但都沒有超出統治集團內部鬥爭的範圍。這一點，慈禧太後心中十分清楚。她一方面要依賴北洋集團，另一方面又絕不能讓它超越雷池一步，萌生更大的政治野心。應當說，慈禧太後的政策是高明的。在著名的丁未政潮中，瞿鴻禨、岑春煊先後發起倒袁行動。慈禧太後洞察曲直，堅持寵信袁而舍瞿、岑。取舍之間，要在實力的有無大小。面對洶湧的排滿浪潮，權傾朝野、實力雄厚的北洋集團對清政府來說，分量比瞿、岑重得多了。除了繼續重用袁世凱、張之洞這樣的具有舉足輕重的漢大臣來抵消排滿革命的舉動、維持國家的政治局面，難道還有什麽更高明的辦法嗎？在維護清朝統治上，皇家利益永遠高於內部分歧。慈禧太後身後，載灃驅逐袁世凱，付出的代價太昂貴了。因此，在北洋集團產生、發展、形成的過程中，清政府對之依賴和支持是主要的，其間雖然不無牽制、裁抑，是為次。

清末半個世紀中出現的幾個地方集團，均緣鎮壓革命之機而崛起，並與傳統的軍制發生變革相伴隨，因而都是以軍事為突出特色的軍事官僚集團。常說的“湘軍集團”、“淮軍集團”、“北洋集團”，就是指這個特點而言。太平天國為中心的農民起義，烽火燃遍了大半個中國，清廷調兵遣將，分援南北無虛日。奈旗綠各營，潰敗相循，不得不全賴曾國藩的湘軍以及後起的淮軍。湘淮勇營代替八旗綠營成為清室主要武裝力量，其結構、組織與旗綠制兵有著顯著的差別，軍制在戰爭中經歷了一次根本性的變革。這種半私人性的軍隊成為近代軍閥的雛型。甲午戰爭中，“湘淮同悲”，編練新軍之議蜂起。對於“以武功定天下”的清王朝來說，還有什麽比軍備廢弛更大的危機和悲劇呢？於是，朝廷下練兵自強詔：“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堅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勿生懈志，勿鶩虛名，勿忽遠圖，勿沿積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1]至清室覆亡前的幾十年間，清政府始終以練兵為“第一大政”。變革軍制，編練新軍，朝廷三令五申，各省以練兵為忙。辛亥革命後，時人譏謔著指“崇文”、“玄武”兩門額說：明崇禎亡於文，清室亡於武。失掉人心的清政權在垂死掙紮中，除了乞靈於武備的整頓起死回生外，幾乎是回天無術了。北洋新軍就是在這種形勢下組建、擴充以至編成北洋六鎮的。袁世凱把新式武器的使用與西洋新式編制結合起來，又將近代化的軍隊與封建的半私人性結合起來，較曾國藩、李鴻章兩位老師更高一籌，充分運用金錢、感情將國家的軍人變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在軍事力量擴充的同時，袁世凱本人及其親信也個個飛升，占據了國家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關鍵位置，北洋集團遂以形成。在鎮壓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形成了湘淮地方勢力派集團；在鎮壓義和團和景廷賓起義過程中，袁世凱壯大了自己的勢力，並得到慈禧太後的卵翼和列強的支持，最終形成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事官僚集團。然而，讓那位“老佛爺”始料不及的是，她一手扶持了北洋集團，其身後大事卻最終為北洋集團所壞。政治鬥爭實踐證明，人的欲望是沒有止境的，得隴望蜀是人性深處的弱點。如果說，在地方勢力壯大的過程中，由於曾國藩、李鴻章等深受傳統文化的熏陶，道義感很強，中央和地方還可相安無事的話，那麽，當連秀才都不是的袁世凱勢力膨脹到足可決定國家命運的時候，內輕外重的情況就變得嚴重起來，他必然要再前進一步，取得國家的最高政權。辛亥革命中，袁世凱乘勢而起，背叛清室，憑借手中的軍事實力和機詐權術，左右逢源，一手逼使革命黨人交槍，一手脅迫清室退位，最終實現了奪取國家最高權力的目標。這種權力異化的必然結果，正好應了趙爾巽等在《清史稿》中所言的“以兵興者，終以兵敗”[2]這句話。歷史說來是何等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