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地方走向中央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軍起義發生。他們舉起了革命的義旗，攻進總督衙門光復武漢三鎮，成立了湖北軍政府。其後，湖南、陜西、江西、雲南、上海、浙江、江蘇、貴州、廣西、安徽、福建、廣東、山東、四川等各省相繼響應，清王朝的統治處於土崩瓦解的狀態。

為了鎮壓起義，清廷以驚人的速度作了一次徒然的努力。由陸軍大臣蔭昌親自率領的第一軍迅速南下，軍咨使馮國璋率第二軍為策應，海軍統制薩鎮冰督率巡洋、長江兩艦隊急調武漢，企圖“定亂”於俄頃之際。但是，革命如燎原之勢迅速蔓延到其他省份，清軍大有顧此失彼、力不從心之感；尤為嚴峻的是，清廷苦心孤詣編練的新軍一鎮接著一鎮地倒向革命。在已編練成軍的14個鎮、18個混成協和另有未成協的4個標中，竟有7個鎮、10個混成協和3個標相繼反正和解散、敗散。而手中僅存的北洋六鎮又不能真正控制住。正如蔭昌所說：“我一個人馬也沒有，讓我到湖北去督師，我倒是用拳去打呀，還是用腳踢呀？”[1]堂堂的陸軍大臣竟然抱怨一個人馬也沒有，豈非咄咄怪事哉？原來，北洋六鎮的將領們多是袁的心腹，袁世凱雖然去職，但其影響仍在，別人指揮不動。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載灃被迫重新起用待價而沽的軍界鐵腕袁世凱。這是由於各省光復後，清朝大勢已去，但形勢發展方向仍很難預料。因為當時社會的混亂局面是有目共睹的，帝國主義列強也更加虎視眈眈。面對南北對峙局面，由誰來從頭收拾呢？是將革命向前推進，迅速結束清朝的腐朽統治；還是盡快地將南方的革命烈火撲滅，恢復原來的專制統治呢？清廷、南方革命政權中的重要人物都多少做了一點嘗試，但都很難成功。環顧海內，此時似乎只有袁世凱才是收拾時局最佳人選。

此時的袁世凱重兵在握，他所一手培植和始終暗中控制的北洋軍隊是無人可以匹敵的，因為它本身就是清廷的依靠力量，而南方政權軍隊又大多是臨時組織而未訓練的新兵，戰鬥力相對不強。可以這樣說，當時只有袁世凱具有“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力量。他也因此成為南北雙方爭相利用的搶手貨。南方許其以臨時大總統職位促其早日“反正”，結束清王朝的專制統治；清廷則不得不屢次為其加官晉爵，致使自己的命運完全捏在袁的手中，為其徹底出賣自己創造了最為充分的條件。這個千載難逢，或者說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機遇”出現在袁世凱的面前，何去何從任由其便。

擁兵自重，並不等於處理任何事情時都能遊刃有余。能使自己成為南北方爭相拉攏的人物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確定了的。袁世凱為了達到目的，還是很費了一番苦心的。

清王朝把命運托付給袁世凱，希望依靠這位北洋新軍頭面人物把起義鎮壓下去，但這種打算未免過於天真。如果說在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去世之前，袁世凱還能聽命於清朝的話，現在，能將袁世凱與清廷聯系起來的因素已經基本上不復存在了。只不過袁作為清朝的一個老臣，面對清朝統治者的“孤兒寡母”，不好撕破臉皮，由自己起來推翻清王朝罷了。更重要的是，當時的歷史條件已經為袁取清廷而代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當時的袁世凱雖在河南的一個小小的鄉村養病，但幾年的宦海生涯和他的老練精幹，使他對當時的政局洞若觀火。

武昌起義的次日，適逢袁世凱的生日，他的黨羽趙秉鈞、張錫鑾、倪嗣沖、段芝貴、袁乃寬、王錫彤、楊度等鹹集洹上村，為袁祝壽。正當壽宴進行之際，武昌起義的消息傳來，舉座皆驚。袁世凱意識到“此亂非洪楊可比”，決心應時而出，待機行事。莫理循說：“我們這些‘知道內情’的人當時就曉得袁世凱即將表示贊成共和。”[2]但問題極為復雜，還有曲折。袁世凱心中有底，並不等於要立即表明態度。當時，倪嗣沖、段芝貴勸袁乘機而起，稱王稱帝，黃袍加身。其親信幕僚張一麟也說乘此天下大亂，民無所歸之際，登基稱王。袁克定也贊同此舉。袁世凱畢竟老練，眼光要遠大一些。但問題太大，他反復思忖，認為此招風險太大，時機尚不成熟。他認為：（1）自己世受清室恩遇，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為後世所詬病；（2）清廷舊臣尚多，如張人駿、趙爾巽、李經羲、升允等均具有相當勢力；（3）北洋舊部握軍權者，如姜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種思想；（4）北洋軍力未達到長江以南，即令稱帝，亦是北洋半壁，南方尚須用兵；（5）南方民氣發達程度，尚看不透。人心向背，尚未可知。據徐世昌後來回憶說，由於上述五方面的考慮，袁世凱沒有急於稱帝，而傾向“表面維持清室”[3]，等待形勢發展，再行計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