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地方走向中央（第2/4頁）

袁世凱確有勃勃野心，也很有謀略和手腕，但他的成功，並非像後來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輕而易舉。

他對自己的清朝主子忠心不足，異心有加。武昌起義爆發，馮國璋隨同蔭昌南下路過彰德拜見袁，袁吩咐他不必急於作戰進軍，而應“慢慢走，等等看”。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兼辦剿匪事宜，他並不馬上答應，反而提出六項要求，分別取悅於立憲人物、革命黨、南方舊官僚，更主要是為自己爭取更大的權力。

清廷於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又任命他為欽差大臣、部分答應了他的條件，他仍不出來。

又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初九日（30日），清廷答應了袁世凱要求的全部條件，袁世凱總算答應出山南下了。出山後，他的“戰略意圖”非常明確：既要利用革命政權，也要利用清廷，最後把權勢集中到自己手中。這就是其心腹助手趙秉鈞後來所透露的：“項城本具雄心，又善利用時機。但雖重兵在握，卻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故一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方面挾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4]但要達到這個目的也不容易，分寸並不太好把握。如果很快就把革命黨鎮壓下去，清廷還是有力量鏟除他的，也許就像武昌起義沒有發生過一樣；過早地結束清政權，不要說從南方撈不到什麽好處，或許革命黨人還要把他當成新的革命對象。因此，在沒有確實弄清兩方面意圖、沒有掌握全部主動權之前，他做了一系列嘗試。最突出的就是武漢戰爭。岑春煊在《樂齋漫筆》一書中寫道：“是時袁世凱出任組閣，發起和議，南北代表，群集於滬上。實則世凱手握強兵，直壓武漢，外挾民意，以制朝廷，使雙方皆受其指揮，而坐收漁人之利，計誠狡矣！”[5]此言信然。

九月十一日（11月1日），袁世凱南下督師當日，馮國璋攻占了漢口。袁世凱立即命令停止前進，派自己的親信分別試探黎元洪和黃興的態度，想以此觸動革命黨人開出價碼。在武漢軍政府拒絕了袁的君主立憲主張後，袁看到還需要進一步威脅革命黨，便命令馮國璋於十月初七日（11月27日）攻占了漢陽，威脅武昌。此時，黃興出走，黎元洪避而不出。但袁世凱又“手下留情”了，再次提出議和。這時帝國主義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一出由列強導演、由袁世凱出面、立憲派推波助瀾的“南北議和”的“文明戲”就此開場。

同樣，在北方，對袁來說，宗社黨和北洋軍中的革命黨同樣可怕，同樣使他有腹背受敵的感覺，同樣牽制他使其不敢四面出擊，北南並舉。袁世凱應付這種內外交圍局面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話來形容十分貼切：“諸君知拔木之有術乎！專用猛力，木不可拔。即拔，木必斷折。惟用左右搖撼之一法，搖撼不已，待至根土松動，不必用大力，一拔即起。況清室有類幾百年大樹，豈易拔者！”[6]他一定認為：清廷是否立憲或者退位，只能視袁個人政治上的需要而定，而不能由革命黨、立憲派或是宗社黨人來決定。他必須以北方唯一真正的實力派自居，這是他能夠按照自己的需要左右政局發展的根本條件。如果聽任異己力量（無論是革命的或是保皇的）在北方滋長壯大，他就有被逐出政治舞台的危險。時勢迫使他采取的方略只能是“先北後南，遠交近攻”，即先傾全力撲滅北方軍隊中的革命力量，以杜塞宗社黨責備他畏葸不前的攻訐，向輿論界表明他對清室的“忠誠”，洗刷他那“活曹操”的惡名；同時，佯裝一團和氣坐下來與南方革命黨和立憲派談判，將敵對勢力盡可能化為和親勢力，再以此為資本向清室邀功，進而以“逼宮”的手段達到他夢寐以求的政治目的。

在戰略方針已經決定的情況下，袁世凱開始出山收拾時局。其實，袁之志在得天下，不出，名不正難爭權勢，難以組織袁氏戰線，遑論爭天下呢？在這種情況下，袁決意東山再起，重登國家政治舞台。

第一步，袁利用當時清王朝處在四面楚歌的形勢，首先奪取湖北前線的軍政大權。他迫使清廷接連下了四道上諭：（1）調蔭昌“回京供職”；（2）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所有赴援之海陸軍並長江水師，即此次所派各項軍隊，均歸該大臣節制調遣”，並保證“此次湖北軍務，軍咨府、陸軍部不為遙制，以一事權”；（3）撥出內帑銀100萬兩為湖北軍費；（4）第一軍交馮國璋統率，第二軍由段祺瑞接任總統。同時，他以欽差大臣、湖廣總督的名義調兵遣將，發號施令。先奏派王士珍督辦湖北軍務，令他添募新兵1.25萬名，編為湖北巡防營駐守京漢鐵路沿線，以鞏固北洋軍的後路。繼而奏派倪嗣沖為河南布政使，令其在豫東一帶招募數營，進占皖北潁州，保證北洋軍側翼的安全。接著，在湖北孝感以北之花園設立司令部，以陸錦為參謀長，段祺瑞等主管司令部的各項工作。這樣，湖北前線的軍權便完全轉移到袁黨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