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廷生存之危機

與袁世凱集團在新政中的影響力急劇上升相反，清廷“合法性”權威卻在新政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挑戰，各種矛盾沖突、交織，使清廷的權威資源在這場沖突中已經流失、消耗殆盡，主要表現在：

（一）政治結構迅速瓦解

20世紀初的中國，處在這樣一種奇特、新舊文明尖銳對立的氛圍之中：一方面現代物質文明日益加快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強烈沖擊著人們的傳統思想觀念；另一方面，制度層面的傳統政治結構卻基本上原封不動地存在於現實生活之中。這種令人沮喪的政治現實，與人們心目中受西方模式影響的政治理想，形成了強烈的反差。並且隨著新政的廣度和深度的增加，這種心理反差越來越強烈。民眾與知識分子自下而上的政治參與壓力急劇膨脹並超越了現存專制政治體制的承受限度，從而形成了對現存專制權力集團的巨大沖擊力。

在20世紀初現代物質文明向中國社會普遍滲透的眾多跡象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現代交通和通訊事業的興起。對於任何一個社會來說，這些現代交通和通訊手段，總是人們的思想觀念領先於經濟社會發生現代變革的必要條件。有關統計顯示，進入20世紀之後，中國的現代交通事業迅速發展，到宣統三年（1911年），境內已修建鐵路21條，總長度達9719公裏。這些鐵路集中分布在人口密集、經濟比較繁榮的華東、東北和華北地區，從而把以往“形同列國”的各省緊緊連在一起，同時也給予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交通事業，帶來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

與火車通行具有同等意義的另一項發展是現代郵電事業的移植。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正式成立“郵傳部”，統管郵政、電訊和交通事業。有線電報線迅速達12萬余裏，局處560余個，遍及全國各地。在各大中城市乃至縣城，電話也從無到有，滲入市民生活。

現代通訊、交通手段的引進，極大地沖擊了傳統生活方式。在20世紀之前，人們靠原始的以人力、畜力或風力為動力來源的交通手段，很難跨出一縣或一省的疆界，絕大多數人從生到死都固定在一個很小的地域範圍內。由此所產生的只能是狹隘的本土觀念和家族觀念。火車、輪船的通行，改變了陳舊的交通方式。“日行千裏”、“朝發夕至”再也不是詩人們的想象，而是成了活生生的現實。電報、電話的引進，也使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由過去的閉塞、隔膜，一下子變得靈通、便捷了。在經濟和社會現代化相對落後的條件下，現代交通、通訊事業的超前發展，對於傳播知識、更新觀念、加速社會流動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正是借助於這些嶄新的交通、通訊手段，20世紀初葉的社會動員過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也僅僅到了這個時候，民族意識才有可能在全國各地和社會各階層普遍覺醒起來。

隨著現代文明的廣泛滲透，社會各階層普遍產生了對現實的不滿和改革的要求。並且現代物質文明越發展，各階層民眾的變革要求相應地越強烈，變革的期望值也不斷升高，可以從各政治團體為政治動員所制訂的目標上反映出來。就激進派而言，在19世紀末，其目標尚不是很明確，所采取的行動亦很有限。孫中山的“興中會”，雖然在內部使用的入會誓詞裏，寫進了“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的字句，但在對外使用的《章程》中，則未敢明確提出武裝反清的口號，只是含糊地宣稱“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興中會成立的當年，孫中山亦曾作過武裝反清的試探，但起義沒有舉發就失敗了。進入20世紀後，隨著新的政治動員高潮的到來，國內形勢大變，孫中山敏銳地感到武裝反清的大好時機已經到來，因此，他充滿信心地向全世界宣布：“全國革命的前夕，現已成熟”，強調“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1]隨後，孫中山便組織成立了“中國同盟會”，在《章程》裏明確宣布該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接著又制訂了《革命方略》，作為各地舉行起義的指導文件。激進派的反清起義，從此在南方各省轟轟烈烈地展開了。這些連綿不斷的武裝反清活動，對清政權的瓦解起到了有力的沖擊作用。

就改良派方面而言，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人物是張謇。這是因為在20世紀初葉的國內政壇上，他是一位對傳統政治結構的現代轉變（建立立憲制）起過真正的重大促進作用的人物。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如梁啟超、康有為等，當時一直在國外從事輿論宣傳活動，其影響在國內並不大。張謇作為東南各省眾望所歸的士紳領袖，起初對立憲的期望並不是很急切。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興起之後，他方才意識到條件已漸趨成熟，對立憲的熱情和信心因此大增。經過反復奔走、勸說，終於在該年六月，促成直督袁世凱、江督周馥、鄂督張之洞（三位在全國最具影響力的地方總督，跟張謇均有私人關系）聯銜上奏，請定12年後實行憲政。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十一月，張謇進一步與上海名流人物倡議成立了國內最早、最大的政治團體“預備立憲公會”。不過，此時的張謇仍然主張“得尺則尺，得寸則寸”的緩進方針。此後，隨著時局的變化和國內各階層立憲要求的日益高漲，張謇改變了原來的緩進策略，先是在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初代表“預備立憲公會”，要求清廷“以二年為限”召開國會，接著又連續發動了三次轟轟烈烈的請願運動，請願的規模一場比一場大，要求一次比一次急切。在政治動員的高潮中，人們對政治改革的期望值在迅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