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權威易手與秩序重建

一、天下矚目之強勢集團

新政時期是袁世凱集團高度發展並開始左右朝政的時期。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位列疆吏之首。他以清末新政為契機，徹底接受消化了李鴻章遺留下來的政治、軍事與經濟力量，延攬國內外大批有用人才，重用回國留學生，將一些新鮮血液注入到本集團的肌體之中，廣泛示好封疆大吏與接近朝中權貴，大大擴展了自己的軍事官僚集團的勢力。在新政中，袁世凱集團將軍事、經濟、教育、洋務、巡警等事業辦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大批人才蜂擁至北洋門下，一時至於直隸成為中國的模範省，“各行省鹹派員考察，藉為取法之資”[1]，“論維新者，莫不奉天津為圭臬焉”[2]。袁世凱集團在此期間高度發展，其集團班底基本上漸趨穩定下來，積累了雄厚的人才、政治、軍事與經濟資本，並且開始左右朝政。所有這一切，皆為該集團從地方走向中央積累了經驗，打下了基礎。這是清末中央與地方權力此消彼長的關鍵。

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變的危機條件下出現的，出發點是為了挽救清王朝的統治危機，達到國家富強自救的目的。在新政浪潮中，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大調整時期。此時此刻的袁世凱集團，在很多場合和時候，均能窺測時潮的趨向，切合時宜地注重兵農工商方面的實務。袁世凱身為軍人，卻甚懂政治，有較為豐富的行政經驗和實幹作風，僚屬中也不乏受過西式教育的秘書、顧問及具體操作人。盡管袁世凱本質上是地道的舊派人物，但和頑固派相比，他有時又似乎相當維新。正因為如此，袁世凱集團才會不失時機地借勢壯大，並贏得了國內立憲派人士、朝野舊式官僚及其西方列強的好感，不斷進取，積累了雄厚的政治資本。在新政這一過程中，袁世凱利用擔任直隸總督兼八大臣這些重要職務之便，以直隸為基地，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與外交經驗，發展和壯大了自己的勢力。在積累了一定程度的治理國家的經驗與能力的同時，也開始了向中央問鼎的更大權力野心的轉變。

（一）振興經濟的措施使袁世凱及其集團贏得了廣大工商業者的擁護和支持

新政期間，袁世凱在直隸省率先推行比較完整的振興經濟的措施。他認為富國裕民之道，在“農、工、商務三者”[3]。針對八國聯軍入侵以後直隸省各地民生凋敝的狀況，他認為“宜亟興商務，以保利權而厚民生”。“官視商為魚肉，商畏官如虎狼，局所雖多，徒滋紛擾。”[4]將興商視為刻不容緩的頭等大事。袁世凱認識到中國商業不振是因為：“良商畏避官吏幾如虎狼，自保弗暇，奚暇遠謀。”[5]“如欲切實整頓，必須辦理商務者掃除在官習氣，使官商一體，情意相通，並在各商萃聚之處，設立商會，分舉董事，經紀其間，遇事聯絡聲勢，通力合作，以與洋商相角逐。有害則官為除之，有利則官為倡之。其有抑制淩鑠者官為保護之，其有財力不逮者官為助成之。辦理商務人員，又須常歷各口，隨時接見諸商，討論中外商務情形，訪詢利病，相機興革。又須與出洋人員，互通聲息，協籌合謀，始可日有起色。”[6]為此他屢次申明所屬官吏應力任保商之責，消除官場隔膜，上下齊心努力，促進商業發展，並以“滋民擾商”為由撤去十幾個地方官吏的官職。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七月天津商務局設立，繼之又分立商會。努力做到：“官與商可呼吸相通，商與商可臂指相使。有弊則易以革，有利則易以興，有限於財力權力者，則為之扶掖以助成之，有受人抑制陵轢者，則為之糾察而保護之。”[7]這樣，直隸就形成一個適合商家發展的寬松環境，官商之間有了融洽的關系，商業振興也就有了希望。

與此同時，袁世凱集團對直隸省的工業、農業和教育的發展也不遺余力。袁世凱認識到：“歐、美、日本以商戰立國，而於農業、工藝精藝求精。”[8]袁世凱認為中國應先發展與國計民生有關的紡織業，進而擴展到其他輕工業部門，然後再擴展及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隨之直隸率先創辦工藝局、考工場和勸工陳列館研究制訂商品制造之法。經過苦心經營，到1907年直隸成為“新政輿興之地”，“有如旭日之東升，為全國所瞻式”。直隸尤其天津的工商業得到較全國為先的發展，出現了官商合辦企業以振興地方經濟的熱潮。袁世凱富於靈活性的經濟政策大大刺激了直隸全省工商業的發展，與此同時，資本主義近代化生產產生的巨大效益和高額利潤反過來又吸引著他發展工商業的熱情。他任命自己的親信周學熙為商務總辦，創辦一些實力較強的近代化企業，如著名的啟新洋灰公司是以官款墊付，分批償還，周學熙負責經營。這些企業從生產到利潤分配都萌生愈來愈明顯的資本主義傾向，構成後來袁世凱集團強大實力的經濟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