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權威易手與秩序重建（第2/6頁）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凱督直期間在維護資產階級和民族權益方面做過很多的努力。開平煤礦在義和團運動期間被英商以欺騙手段奪取，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初他任命周學熙等人積極籌款，準備設法收回。後來他親自“詰查數月，辯論多次，幾乎舌敝唇焦”，最後代表清廷申明無論如何“亦斷不能作為英國公司”[9]，並要求清廷對主持出賣的張翼“嚴加查辦”。同時，他還交涉成功“山海關內外鐵路，外人同時交還中國管理”。京漢鐵路權問題也是在袁世凱的支持下，郵傳部斷然聲明，無論如何評斷至如何地位若幹時期，均不得因此絲毫阻礙宣統元年正月一號（1909年1月22日）中國收回該路路權。向帝國主義國家表明了以往中國政府從未有過的強硬態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首倡建築京張鐵路並保奏詹天佑主持設計與建築。這樣，中國人自建的第一條鐵路遂成於京張群山峻嶺之間。在處理這些涉外事件中袁世凱還注意保護正在發展中的民族經濟，這也因此贏得了廣大工商業者的衷心擁護。

（二）改革政治的主張和措施贏得了國內立憲派的信任和擁護

直隸“新政”取得矚目經濟成就的同時，袁世凱極力推行的地方自治也頗有成效。早在清廷宣布預備立憲之前，他就設立“憲法研究所”來進行法理研究，派天津知府淩福彭、留學生金幫平等擬定自治章程，在全國各督撫中首先創辦自治局。袁還要求司法衙署“設官分治”，實行司法獨立，培養熟諳法律的人才。更有意義的是，天津創辦的地方自治，還進行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普選，凡有資格的居民均可參加選舉議員，這次老百姓參政的嘗試較之經濟發達的上海初辦自治時尚不敢試行普選相比，顯然更為激進。這些政治改革的嘗試得到了國內立憲派的大力支持，袁世凱從中爭取了雄厚的政治資本。

袁世凱在直隸的勢力扶搖直上之時，清王朝卻面臨著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一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多次發動武裝起義，力圖推翻清廷建立民國；二是國內立憲派集團隨著自己經濟勢力的壯大也不再甘心像往日那樣生活下去，希望通過比較穩定的手段在清廷內部進行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變革，進而從中獲取渴望已久的權力。他們鑒於袁世凱集團在新政中的非凡政績及其在當時國內政壇上的地位，在立憲浪潮一開始就迫不及待地籲請袁世凱出山，認為他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合適的疆吏。張謇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致袁世凱的一封信中把袁世凱與明治維新時期重臣伊藤博文、板垣等人相提並論，忙不叠聲地呼喚他出馬。張謇是清末資產階級工商業中最有影響的人物，他和許多民族工商業者一樣，希望袁世凱能代理他們推動比較激進的改革。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初，張謇急切地告訴袁世凱：“公但執牛耳一呼，各省殆無不響應者。安上全下，不朽盛業，公獨無意乎？及時不圖，他日他人，構此偉業，公不自惜乎？”[10]既勸且誘。他如此這般費盡口舌，正反映了當時一般工商資產階級的心態。既想奪權，但又苦於勢單力薄，於是只好依靠袁世凱這樣有進步傾向的地方實力派來實現自己的願望。

此時袁世凱審時度勢，也感到權力轉換的時機已到，他一方面對資產階級工商業者的擁戴表示接受，另一方面著手問鼎中央政府的權力機構。袁世凱奏請簡派權貴赴歐美各大國考察政治，以為立憲的張本。清廷也接受了他的建議，派出以載澤為首的五大臣出遊。隨後他看到立憲潮流愈來愈高漲，有一發不可收之勢，認準這是清廷未來政治發展的基本趨勢，可以借此博取各方政治力量更廣泛的擁護，同時自身的利益也毫不受損，因此，他要求立憲的決心就更加堅定。但預備立憲的方針確立並不是他的全部目的，他是為了以此為幌子去向清廷索要更多的權益。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袁世凱主張設立責任內閣，向清廷的君主專制政體發起了攻勢。這次改制雖然失敗，但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方案卻是代表了立憲派的改革綱領。改制之初，立憲派報紙就竭力慫恿袁世凱進軍責任內閣，而改制失敗後，國內立憲派首領張謇立即致書袁世凱雲：“自七月十三日朝廷宣布立憲之詔流聞海內外，公之功烈，昭然如揭日月而行。而十三日以前，與十三日以後，公之苦心毅力，如水之歸壑，萬折而必東。下走獨心喻之。億萬年宗社之福，四百兆人民之命，系公是賴。小小波折，乃事理所應有。以公忠貞不貳之心，因應無方之智，知必有屈信盡利者。偉哉足以伯仲大久保矣！”[11]將袁世凱比作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大久保利通，未免譽之過甚。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袁世凱的所作所為確實得到了國內立憲派的贊許，並被引為同類。也正是從這次改制以後，國內立憲派開始對袁產生好感，倚為柱石。這一點對於宣統年間以至於民國初年的政局走向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袁世凱的復出與就任內閣總理過程中，張謇等立憲派所起的作用並不亞於徐世昌、那桐；而在民初排孫擁袁活動中，國內立憲派更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責任內閣之爭所引發的以袁世凱集團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與中央滿洲貴族的爭奪權力的鬥爭，從此貫穿了清末最後幾年，而且愈演愈激烈，最終加劇了清末政局的急劇動蕩，導致了清王朝的迅速滅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