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權威易手與秩序重建（第4/6頁）

再，臣聞袁世凱之請派餉練兵也，所謂司馬氏之心，路人皆知，豈果奮忠謀以維國勢哉……臣觀國家二百余年，雖事變不一，從無強臣逼僭之嫌。何則？制馭有法，恩不至竭而生其慢，位不至極而長其驕耳！今該督年甫四十，曾無勛績足錄，而寵任之隆，已為曾國藩、李鴻章所未有滿溢之戒。該督既不自知逾分之嫌，朝廷獨不加慮乎？夫禁兵衛士自來必用旗籍，今宮廷之前皆列該督練軍，是其爪牙布於肘腋也。京卿重秩必於勛舊有功，今楊士琦授參議，徐世昌擢閣學，皆奔走於該督而由所薦舉，是其腹心置於朝列也。自來樞要重臣或由廷推或膺特簡，而那桐之授外部，榮慶之入軍機，人言藉藉，謂由該督托慶親王保薦，是其黨援置於樞要也。臣愚尤所不解者，從前大學士榮祿當國，該督所謅事而固結者，知有榮祿一人而已，其余樞臣尚皆仰該督鼻息。今春榮祿薨逝，聞該督皇皇失勢不可終日。是時有天津罷市之事，朝命罷去印花稅，不準借端科斂、巧立名目，該督愈益悚懼。何意數月之久，而慶親王之倚信反有十倍於榮祿者。此次該督練兵籌餉之奏，聞兼擬進諭旨，慶親王即袖之以入。樞臣如王文韶、鹿傳霖等聞雖退有後言，而皆隨同畫諾。所有旨派提調三司，既由該督薦舉，歸所統轄，而皆尊以副都統之銜。又聞創立名目，有四科二十余股之稱，至於官弁、餉需、軍械、征調、度支，欲舉吏、戶、兵、工四部之權，一人總攝。群情駭異，謂疑於帝制，自為倚信，至斯可謂古無今有。臣竊私心揣測，誠知聖明軫念時艱，固將倚一重臣，以資柱石，而慶親王之倚信不疑，亦必有冥冥然契合於無間。臣敢謂朝廷待之以赤心，而該督不報之以戰栗哉！特是觀人者，必究其本原；謀國者，必慮其深遠。如該督之不愜於輿論，不信於朝臣，豈皆悠謬不足憑？而北洋兩年一切舉措若何，人人耳目周知，得失不難立辨。顧復欲假美名以濟其私，握重權以便於己，一封朝奏，詔旨立頒，豈忠奸可以不辨、微漸可以不防乎？夫自古元惡大憝，非必先事即著，亦豈必初心所甘？恩極位極，權寵逾溢，而羽翼之攀附，國勢之淩夷，復有所積漸而致之、相逼而成之耳！以今日國家兵賦大政悉聽一人，專恣如此，即使忠純如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臣抑以為未可，況該督之斷斷非其人也。[13]

王乃徵可謂有先見之明，但慈禧太後利用袁世凱練兵的計劃尚未完成，故上奏後清廷置之不理。於是，練兵處從開始就歸袁世凱掌握。袁世凱乃得假中央的權威以行個人掌握兵權之實，征全國的財力，以養北洋六鎮的兵。這樣，鹹同以後督撫專政不過造成國家權力結構內輕外重的局面，而袁世凱則據練兵處挾中央之威以令各省，兵權餉權都操於一人之手，兵將皆為心腹，即禁旅也為其爪牙。至此，清廷中央集權的果實實際上全部落入了以袁世凱為核心的北洋集團的手中。清廷的兵柄盡入北洋集團之囊中，此後，清廷與袁世凱集團在軍政權力方面不斷發生鬥爭，最終導致了袁世凱集團的離心與反叛，是導致清末政局嚴重動蕩，辛亥革命發生，清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四）壟斷了新政後期的國家外交權力，贏得了列強的信任與支持

在外交方面，袁世凱是很注重取得列強支持的。新政時期，國家外交權力落入袁世凱集團之手，這是清末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一個重要原因。

鴉片戰爭後，中國與英美法等國條約中明文規定：各國國書應由中國辦理外國事務之欽差或總督代奏；尚有不平之事，該領事等官迳赴總理五口大臣處控訴。列強在與南北洋大臣的外交接觸中，已深深感到這些握有實權的疆吏督撫對於清廷對外政策的影響。相比之下，主持國家外交事務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則遇事往往流於無人負責相互推諉的狀態，反不及與南北洋大臣直接交涉顯得便利。故外國公使遇事往往到地方找南北洋大臣交辦，馬嘉理案件時，英國公使威妥瑪就直接到天津直隸總督衙門找李鴻章進行交涉。《中英煙台條約》的會談簽訂也是赫德致函李鴻章指名要求他前往的。所以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後就公然照會，要求清廷將“體制不崇、職責不專，遇事拖延”的總署改為外交部，列於六部之首，並迫使清廷在《和議大綱》第十二條中規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必須革故更新，及諸國欽差大臣覲見中國帝王禮亦應一體更改。其如何變通之處，由諸國酌定，中國照允施行。”其意圖昭然若揭。列強的目的主要是想將清廷進一步納入到近代殖民化的外交軌道上，以便於他們對中國進行更好的侵略。同時，由於清廷的腐敗與虛弱，清廷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方面遭受列強侵略與控制的同時，又不得不在對內統治和鎮壓民眾反抗等方面依賴洋人的支持，因此對外關系便成為近代清廷施政的主導核心。這樣，南北洋大臣掌有外交權力，就無異於分割與侵蝕了中央的對外交涉權力，使他們在經濟和軍事方面可以直接投靠列強這一“太上皇”，從而鞏固與發展自身的權利地位，遂造成中央與地方內輕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從湘軍、淮軍、北洋軍的演變發展歷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