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權威易手與秩序重建（第3/6頁）

（三）以編練北洋新軍為機緣，袁世凱確立了他在清末民初國內軍事政壇上的權威地位

前面提到，新政期間，袁世凱利用清廷急於練兵圖強的心理，將全國練兵大權抓到自己的手中。清廷視為“執幹戈以衛社稷”的鎮壓人民的軍事機器，被袁世凱從中縱橫捭闔，將之逐漸訓練成忠於他個人的、相對獨立的政治、軍事力量。北洋六鎮的練成及其為袁世凱集團所私有一事表明，袁世凱作為清末軍事權威的地位已經不容置疑地固定了下來。

“清末編練陸軍，對內動機原起於欲集權中央。”從當時的設施來看，特設練兵處於中央，以親王總司其事，由練兵處厘定軍制，統一全國編制，一掃鹹同以來督撫自專兵柄，各省自為風氣之弊。其後甚至將道光以來前綠營兵政分寄督撫的舊制亦行廢除，而將各鎮兵政直接隸屬於中央，督撫不得過問。這對權威已經嚴重下降的清廷來說也不失為一次企圖重建中央集權之舉。但是，清廷這次雷厲風行集權之舉，卻是采納了北洋集團首領袁世凱的建議而發。“清廷采納袁世凱中央集權的獻議，故斷然改編新軍以收全國的兵權。”

光緒三十年九月十三日（1904年10月21日），《時報》在《論朝局將有變動》一篇社論中闡釋其事說：“夫練兵一事，其主動之力，似不在政府，而在政府以外之人。而此人者，其權勢魄力轉足以驅使政府。又所建之策，極契上意，故悍然以令天下而不疑。所謀之事，與主謀之人，皆儼然與政府不相屬矣。與政府不相屬，而其所謀之事又必假政府之手，以令天下，則政府之失位可想而知。其事既終不能與政府相離，而關系之巨，頭緒之繁，又終不能不與諳此道者謀，遞演遞推，因果相生，而朝局之波瀾必起矣。”又說：“而此時有能辦事者出，其聲望，其才調，其徒黨，皆遠出政府上，而其辦事之宗旨，又最為朝廷之所樂聞，則其契合之深，倚任之切，駕政府而上，夫何徒言。此權力消長之機，所以至今而蓋露也。”這說明，清末編練陸軍三十六鎮一事，清廷厲行中央集權政策是一個主要原因，但最大得益人卻是袁世凱。劉錦藻所說的清廷“行之不善，竟召大禍”[12]，即是針對此事而言的。要說明這個問題，就不能不對清末練兵全局作一全盤的觀察。事實上，練兵一事倡議於袁世凱而決定於慈禧太後。袁世凱聲望才識魄力都足以勝此任。其人因戊戌政變時效忠於慈禧太後，庚子之變、兩宮流亡之時對朝廷的良好表現，又為慈禧所深信；而其所陳練兵宗旨更是號準了慈禧的心脈。故慈禧決策委任袁世凱以練兵的事權。但慈禧對袁世凱並不是一無防範的，其練兵處的設立，特以慶親王奕劻為總理，而以袁世凱為會辦、鐵良為襄辦。這是仿光緒中期創建海軍設海軍衙門以醇親王奕譞為總理，李鴻章為會辦的前例。不過事例雖同，而實質內容則不同。慶親王奕劻非奕譞可比，對練兵事一無所知，在袁世凱賄賂和巴結下，任袁意為之；鐵良初出茅廬，人微言輕。於是練兵處事權，實際上落在袁世凱一人之手。袁世凱在北洋親自選將練兵，京師練兵處則廣布心腹：練兵處提調的徐世昌就是袁世凱的好友，系他所奏保；軍政司正使劉永慶，軍令司正使段祺瑞，軍學司正使王士珍都是袁世凱的部將，全由他奏派。尚秉和在《德威上將軍正定王公行狀》一文中記其事說：“時練兵處訓練大臣皆王公及宰相兼領，其編定營制，厘訂餉章，及軍屯要扼，皆公及馮、段諸公主之，王大臣畫諾而已。”故練兵處雖是中央特設統籌全國練兵的中樞，實則和袁世凱私人機關無異。當練兵處成立時，禦史王乃徴就上疏奏請收回成命，其中有言：

古今中外不聞舉國兵柄利權挈而授於一人之理。今練兵之事，旨派慶親王為總理，袁世凱為會辦，兼有鐵良襄辦矣。顧慶親王分尊事見，素不典兵，何從識武將一人？何能議軍政一事？鐵良之才，素無表現，愈益可想。然則大權在握者，固惟獨袁世凱耳！觀旨派提調三司，如徐世昌等皆該督薦舉，素日為其心腹，將來濟濟師旅感挾纊之恩而指揮唯命者，豈復知有他人？又況督責天下之餉需，欲戶部不得過問；舉劾天下之將弁，欲兵部不得持權，既歷史所未有，亦五洲所不聞。枝重有撥本之嫌，尾大成不掉之勢，此其立召禍亂者五也。凡此五者，事至易明，理至易辨。昔宋臣歐陽修著有《為君難論》，引秦符堅聽慕容垂之言而代晉，清泰帝聽薛文遇之言而移晉祚，謂兩君皆力扼群議，專信一人，以致亡國。臣恐今日之事，正有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