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廷生存之危機（第2/3頁）

在一個急劇變化的現代社會中，政治結構能不能從傳統形態向現代形態適時地轉換，從而滿足民眾日益增長的政治期望，首先取決於這一結構的自身的調適能力。然而，不幸的是，清末中國的政治結構對於迅速上升的改革要求不可能做出積極、成功的反應。在進行內部結構的現代調適方面，事實證明清廷是無能和失敗的。到了20世紀初，在全社會動員浪潮的沖擊面前，清末政治結構所能做出的反應只能是這樣的：中央政府由於大權旁落，已失去了主動調適的能力。只有當頗具影響力的各省督撫提出變革建議之後，中央才會做出被動的反應。一旦中央企圖改變這種權力關系，重新回到高度集中化的舊體制之後，它對日益高漲的政治動員所做出的反應便是具有自我毀滅性的——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實施的旨在集權於中央的官制改革，使它失去了那些過去雖然一直跟它分庭抗禮但畢竟對它起到支撐作用的最具實力的總督們的支持；宣統三年（1911年）四月“皇族內閣”的成立，又進一步使國內為數眾多的穩健派對它失去了信任和希望。這種普遍的失望轉過來形成一種刺激，致使他們產生更強烈的改革願望。這樣，一方面是不斷上升的政治變革期望，一方面是傳統政治結構更加衰弱、腐敗的現實。兩者相互沖突、相互激蕩的結果，只能導致政權“合法性危機”的日益加重，促成越來越多的穩健派轉向非常規變革方式。長期以來的非集中化趨勢，跟近期出現的政治期望與政治現實之間的嚴重沖突，已經使清王朝隨時都有傾覆的可能。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首義後，之所以出現各省紛紛“獨立”、督撫觀而不戰、傳統政治結構頃刻土崩瓦解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二）權力斷層現象日益嚴重

清末10年，從庚子事變到宣統元年（1909年）這一段時期，上層統治階層內部出現新老交替的斷層，從而嚴重地影響清政權的權威運作的效能。傳統政治中心的權威與治理能力由於多種原因而急劇流失，從而使中央政權迅速喪失了對時局和社會矛盾的控制能力。

這種政治斷層現象早在庚子事變以後不久就開始出現。李鴻章死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劉坤一死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榮祿死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王文韶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退休以後也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逝世，影響最大的要算得光緒皇帝與慈禧太後的先後謝世。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37歲的光緒皇帝久病之後，在孤寂中含恨死於瀛台。第二天，慈禧太後在過了她的74歲生日之後的第13天，也隨之去世。這意味著由慈禧太後統治長達半個世紀的時代的結束。晚清幾個具有重要影響力和凝聚力的重臣與慈禧的先後死亡，對清末權力結構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它標志著清廷權力真空的形成。當時的外國觀察家就認識到：“光緒皇帝和掌握大權的慈禧太後的突然逝世有加速人們久已期待的內部崩潰的危險……國內各方的力量正在集結；間歇發生對政府的攻擊，可能會推翻帝國，使它分崩離析。一般人認為執政太後的去世意味著失去自太平叛亂以來維持這個解體國家的一個強手。國內外敵視強大中央集權現代政府的力量正打算利用年青而沒有經驗的新攝政王代替他的幼子——中國新登極的天子來行使職權。他們這樣做也幫助煽起那一場巨火，它的烈焰正在步步摧毀過去幾個世紀以來由滿、漢、蒙古統治者辛苦經營，但是現在正在塌下來的巨廈。”[2]不僅如此，繼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去世、袁世凱被罷黜以後，當時在朝殘存的尚能起到一定緩沖作用的漢族大員張之洞也死於1909年。

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都是在同治中興時代進入統治階級上層的中興重臣，他們為清王朝效忠的數十年中，積聚了雄厚的政治權威資源。他們對這一王朝的價值在於：一方面，他們深得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後的充分信任，忠心耿耿，久經歷練，與滿族統治者建立了相當牢固的政治合作關系；另一方面，他們又在漢族士紳中享有很高的威信，由於他們的存在，使這個以滿族為統治民族的王朝至少在漢族地主士紳階級中尚享有相當的權威合法性。

另外，像榮祿、端方這樣一些滿族官僚，長期以來與漢族士紳階層也具有相當密切的關系，他們與劉、李、張一樣是維系漢族士紳與滿族統治者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

隨著同光時期建立起來的較為牢固的滿漢合體的老一代官僚的相繼去世，調和這兩者之間矛盾的人物越來越少。這批人物離開政治舞台以後，清王朝的高層統治階層中失去了一批可以對各種社會勢力進行平衡的，並可以在日益尖銳的滿漢矛盾方面起緩沖作用的中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