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廷生存之危機（第3/3頁）

繼張之洞於宣統元年（1909年）逝世之後，甚至連孫家鼐、鹿傳霖、戴鴻慈這樣一些稍有經驗的慈禧舊臣也在短時期內相繼去世。不久以後，就連端方這樣的相對開明的改革派滿族官僚也以“微罪”去職。尤其是載灃當政不到兩個月，就罷黜了袁世凱，這在當時國內外均引起了極大的轟動。當時就有不少外國觀察家們指出，慈禧太後之死與袁世凱暫時退出政治舞台，使中國出現了政治權力上的真空狀態。當時英國駐中國公使就認為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強有力的人”。袁世凱的罷官使朝廷當時失去了中心人物，令人產生一種空虛之感。攝政王載灃沒有時代所需要的魄力與才幹。伊藤博文也在袁世凱去位以後評論道：隨著“袁世凱已去，北京政府中沒有一個性格堅強，並有知識和才能的人”[3]。這一切都表明，清廷在充滿危機和困頓的時期，卻沒有突出的領袖人物足以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困難。構成載灃當政時期權力核心的是一些少壯派的滿族權貴，例如載振、載濤、載洵等等。這些人由於長期生活在王府中，生活經歷貧乏而簡單，與漢族士紳接觸機會不多，難以建立比較密切的關系，尤其重要的是，他們的政治經驗極為不足。徐致靖早在清亡以前20年就從中看到了清王朝必然敗亡的命運。他根據自己在朝廷中任職達四十年“識近屬親貴殆遍”的經驗，認識到由於中國未來執掌大權者均屬於這樣一類人，而“察其器識，無一足當軍國之重者，吾是以知皇靈之不永也”[4]。

（三）民族主義的盛行與滿漢民族矛盾空前暴露

在清末革命風潮中，資產階級革命派叫得最響、最富鼓動力的口號就是“排滿”。“革命”二字，在20世紀初之所以能夠廣為國人所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沾上了“反滿”宣傳的神光。在中國，在經歷西方挑戰之後，民族主義的向心力沒有凝聚起來以前，排滿主義卻已經成為瓦解政府權威的巨大力量。

排滿論的一個基本觀點是，落後的滿族之所以能統治4億漢族人達200多年之久，只能靠那些愚弄錮塞人心的成法，滿族統治的特權地位決定了統治者不可能實行與他們的利益相對立的改革。在主張排滿論的人們看來，清廷之所以不斷強調“祖宗之法不可變”，其實乃是出於維護滿族統治權這一極為自私卑下的政治目的。因為只有滿人的“祖法”才能保持其民族等級的特權制度，任何涉及這種“祖法”的變革則意味著削弱其特權。

作為排滿思想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章太炎對清政權的攻擊最具代表性。章太炎的排滿主義帶有很強的情緒化的傾向。他甚至認為，百日維新乃是出於光緒皇帝“挾外人之勢”向慈禧奪權的自私目的。用章太炎的話來說，光緒皇帝“知非變法，無以交通外人得其歡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歡心，無以挾持重勢而排沮太後之權力”。章氏甚至公然宣稱，“載湉小醜，未辨菽麥。”[5]章太炎的這一看法顯然是不公正的，事實上，正是這位被章氏唾罵的光緒皇帝，在變法期間對滿員時時加以面斥，其嚴厲態度卻很少施於漢人官吏。

章太炎的排滿主義具有最為激進的性質。他直截了當地認為，單憑滿族人非我族類這一點，清王朝就不具有統治中國的資格，漢族人根本就不必考慮這一政權的政績是好是壞。只有排滿才能改革，才能救亡，排滿是消除變革的障礙，排滿為救亡所必須。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也許不盡符合事實。但在當時，卻是符合中國許多知識分子所堅信的激進的救國富民的思想邏輯的。激進的排滿心態從根本上否定了清廷存在的合法性，這種思想認識的迅速普及與廣泛存在，使清廷在清末危機中已經完全陷入孤立。

[1] 《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55頁。

[2] 〔美〕李約翰著，孫瑞芹、陳澤憲譯：《清帝遜位與列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5～16頁。

[3] 〔美〕李約翰著，孫瑞芹、陳澤憲譯：《清帝遜位與列強》，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386頁。

[4] 李劍農：《戊戌以後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90頁。

[5] 章炳麟：《駁康有為書》，張枬等編：《辛亥革命前十年時論選集》第一卷（下），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7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