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千年疑團說青苗（第2/4頁）

為什麽不發生關系，就要看是誰在經商，怎樣經商。聯系到蘇軾的話，就是“自均輸法實行，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為什麽不敢動，是因為均輸法雖然沒有明說是官辦公司，但既然采買，必定出售，一定會和商人們爭利潤的。

請大家鼓掌，他答對了。可以說蘇軾是以一種空前愚蠢的腦子，百分之百的理解了王安石的主張。均輸法要做的就是把商人們的利潤收歸國有，商人們不敢動，正好證明了新法的成功。

有人要說，這不是搞壟斷嗎？打擊自由競爭，這是走歷史的回頭路，把本己興旺發達的宋代商業好生生地扼殺。

對，這種說法也對。只是自由競爭、壟斷主義這樣的名詞是發生在現代社會裏的，與之相匹配的是高昂的現代商業稅。在宋朝時，不管商業怎樣發達，都是相對於其它朝代而言，在主體上它仍然是個農業社會，以農業稅為準收繳的商業稅，能和它的產出相符合嗎？

更何況裏面還有貓膩，大商人上多少稅，怎樣上稅，都是非常有講究的。參考下後來為什麽在名義上與商業半點都不粘邊的大臣、深宮後院裏的皇後、太後、太皇太後們，也都為大商人說話，內幕就太簡單了吧。

不收錢誰幹活兒。

說到底一句話，王安石們是發現國家的問題，解決問題。而這些大商人和他們背後的同夥們，是發現了國家的問題，享受、利用這些問題！

蘇軾之後，又有蘇轍、馮京、謝景溫、李常等人不斷地攻擊均輸法，理由千篇一律，不外乎就是擾亂秩序、法術不正。

不知道所謂的秩序是宋朝哪條法律上所規定的，也不知道正確的法術是什麽，反正王安石和他的同黨們就是不正。

對此神宗沒什麽好臉色，當著國家的公務員，拿著趙家發的工資，卻站在大商人那邊說話，這世上還有天理嗎？沒別的，一個一個的駁斥、趕走，都一邊涼快反省去。

截止到這裏，還只是些小打小鬧，新法實行之後，富弼、司馬光、韓琦、文彥博等等久負盛名威力巨大的大佬們還都沒登場。也許他們在觀望，也許他們在思考，設身處地在當時，處於均輸法剛上台的一兩個月時間內，沒有誰會未蔔先知地知道後來這些人的態度。

另一邊，宋神宗、王安石等變法人物，他們應該做的就是穩住腳步，借著打壓反對派的勢頭，把均輸法推廣全國，讓每一路都做起來。要讓全天下人都看到國庫充足的狀況，最重要的是，要給人們一個適應期，讓他們僵化平穩了100多年的腦子能漸漸地適應改變。

王安石本人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奏章裏寫過這樣一段話。變法的事，緩變會有利，急做害處多，大家要集思廣議，慢慢地來。變法派內部也是這樣做的，新法的第二條法令關系重大，它涉及到了國家之本——農業。這是最重大的一件事，一個處理不當，就會民不聊生，怨聲載道，甚至改朝換代。

有多少次改朝換代，都是因為農業垮了，百姓們吃不上飯，才鋌而走險，當了暴民。

這項新法名叫“青苗法”，它在史書裏大大有名，甚至於成了王安石變法的代名詞。要解釋它的內容，史書上課本上一個概念接一個概念，一個數字接一個數字，實在煩得很。悄悄地說，我從學校出來後，也有點記不清。

不過要理解，也很容易。說它，必須得跟另一個名詞聯系起來，那就是盛行於隋唐兩代的“常平倉法”。這個法令可以說是一項百分之百為黎民百姓造福的仁政，從哪一點上說，都沒有半點的害處。

它是杆國家特設的天平，當豐收時，國家出錢穩定市價收購，防止谷賤傷農；當災年出現時，國家以低廉的價格賣出，讓人民能吃上飯。

注意它的性質，完全是不盈利型的，是一種國辦的公益事業。那麽問題出現，既然這樣好，為什麽王安石還要變法呢？

這再次驗證了一條真理——世上沒有壞事，只有壞人。無論多好的政策，都要看是由誰去實施。歷朝歷代，國家都由儒家學說統治，雖然有一些獎懲條例，可遠遠達不到監督的力度。常平倉法再好，也被底下的官員們給敗壞了。

這幫人裏比較有良知的是私吞了倉裏糧，比較有經濟頭腦的是把倉裏的糧拿出來，和奸商們勾結，在災年時以屯積、提價等手段賣出，發的不是國難財，是人命財！

同時作為農民來說，他們口糧都成了問題，種子糧怎麽會剩下。於是開春之後，只能去借貸。向誰借，怎麽貸呢？

向富戶借，借高利貸。

高利貸是個可怕的名詞，從古至今從來沒消失過。就在我們的身邊，仍然有。並且一直都保持著濃重的民間色彩，對，通常他們都是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