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千年疑團說青苗

宋熙寧二年（公元1069年）七月，經制置三司條例司議定，均輸法出台。它迅速地讓京城裏的達官貴人，乃至皇帝看到新法的效果，又巧妙的躲開了以農業為根基的中國古代國家最大的命脈。

時機沒到，絕不去動最敏感、最基礎的東西。

均輸法很簡單，它關系到開封過百萬居民的生活現狀。城市，我們都知道，大城市的繁榮取決於周邊小城鎮、農村的供給。它就像一只龐大的蜂王，全體工蜂們都要全力以赴的供養它，才能把它養胖，反過來吐出營養來繁衍整個蜂群。

開封城也是這樣，為了繁榮它，趙匡胤建立了一個部門，名叫發運司，由它的長官發運使來負責淮、浙、江、湖等六路的漕運，把南方的柴、米、茶、鹽等一系列的好東西運到京城來。可是時間長了，就顯出了它的弊端。

權力不足。

發運司只是個執行機關，只能按命令到某地去征集、運送某些東西，而決定運什麽的，比如說京城裏三司部門的某位大佬，他老人家只知道大筆一揮，按照不知哪年哪月存下來的底档，說有個地方出產這東西，好，發運使就到那兒攤派。

這讓整個漕運亂七八糟，很多時候，這地方沒這產品任務卻來了，那地方有這東西卻爛在地裏不要。浪費吧，別急，真正的浪費還在另一邊。京城裏的供需更混亂，大佬們都是些口不言利、手不粘錢的君子，哪有閑心去管市場上真正需要些什麽雞毛蒜皮？

於是京城裏急需的，往往運不上來。京城裏積壓的，倒源源不斷地湧了進來。長此以往，供需脫節，但奇妙的是京城反而更繁榮了。為什麽呢？稍後才說。

針對於國家具體負責部門的無能，王安石變法的頭一步就是改善這一點。他的辦法是，歸根結底一句話——人治。

法治與法治社會，在當時是大逆不道的。不管王安石的心底裏是不是另有更好的主張，他只能在原有的基礎上改良。具體做法，給發運使增加權力。

要讓發運使有權力知道京城裏需要什麽，各地都出產什麽，由他來決定到什麽地方用什麽價錢買什麽東西，這其間朝廷就要花錢，同時也要考慮到把東西運回京城的路程，運費也要打進去。運回京城之後，由官方原有渠道向官員、市民出售。

大家看清楚了嗎？等同於國家開了個買辦大公司。這既解決了以往的供需脫節問題，也讓國家在買與賣之間賺到了錢。王安石完全沒有違背自己的競爭宣言，沒動官員們、百姓們半分的稅收等好處，就讓國家得到了實惠。

在實際運作中也達到了這一點。王安石選中了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叫薛向。以前擔任過開封府的度支判官、陜西轉運副使，理財絕對是一把好手。薛向上任之後，以神宗撥給發運司的500萬貫內藏錢、300萬石上供米為起動資金，把這個國有的買辦公司辦得風生水起。

同時也被著名的仁人君子們罵得體無完膚。

第一輪的攻擊波由範仲淹的二公子範純仁發起。範純仁是個讓人摸不透的另類君子，他的一生總是在變法、不變法之間飄來蕩去，秋千打得很有水平。這時是熙寧二年，他第一個跳出痛罵新法，18年之後，他的表現恰好相反。

不知道他腦子的構造是不是比較異常。

這時他的職務和他父親當年一樣，是知諫院。他在奏章裏沒有指出均輸法任何一點的錯處，重點的是君子小人分辨法的N次重復。在他看來，王安石一黨無事生非殘害百姓，所謂的富國之法，不外乎是向漢朝的小人桑弘羊學習，每天裏像商鞅那樣想著怎樣賺錢，完全違背了孔子孟子等聖人的教誨。

空洞無物，態度惡劣，他被貶出京城，到外地反省。

接下來出場的是位開封府的推官，職務不大，可必須得認真應付，因為他是蘇軾。蘇軾這時的文彩己經聳動天下，在全國讀書人心中的地位和文壇盟主歐陽修都相去不遠了。這絕對不能小看，這是官場職務之外的另一種地位，就像每一個官員都是孔門弟子、天子門生一樣，文壇地位高了，足以讓他在宋朝笑傲人生。

蘇軾的話真正說到了點子上，要明白其中奧妙，得先思考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新法改革之前，京城的供需脫節了，為什麽東京還能保持住有史以來人類最巔峰的繁華呢？

為什麽？

那就是宋朝最為人所稱道、羨慕的，整個世界截止在蒸汽機發明以前，最昌盛自由的東西——商業。它由宋朝的非官方發起，在中國漢人所創造的正朔朝代裏版圖最小的地域裏，達到了讓人無法想像的高度。

像夢一樣美麗繁華的東京汴梁城就是證據。

但是它也是把雙刃劍，一方面保持了首都的繁榮，周邊的流通，可是另一面也讓金山銀河從國庫的旁邊流走，跟國家不發生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