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指點江山，激揚人物

宋神宗從熙寧元年四月召見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時，才有了變法的實際舉動。任命富弼為首相，王安石參知政事，組建自己的班底，變法開始。

歷代史書接著就開始介紹各個具體法令的內容，頒布的時間，以及遇到的困難。如果我也這樣寫下去，就根本沒法剖析出這段歷史的真相。

試問這樣翻天覆地的大變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達成法家治國的理念後，就直接上了馬，是不是太兒戲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頭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學無術的傻大膽？

開玩笑，這期間有10個月的時間，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處，從他們後來所做的事業有多大來看，他們的討論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

作為後世人，我潛心靜思，推算出他們至少有三個重點必須詳細考慮。第一，那是個大秘密，是這次變法的大宗旨，所有的舉措如果不建立在這個大前提之下，那麽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不過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書，不論是古人的，還是近現代的，對此都一字不提。

或許是他們沒看到，或許就是別有用心地給刪除了。

第二，變法的速度。是急進還是緩變，這是個大問題。要比具體的變法措施更重要，我們清楚，一件事的成功與否，不僅與它的立意有關，更與它的做法有關。怎麽做更多地決定了它的成功。

聰明博學如王安石，謹慎小心如宋神宗，這個最起碼的前提，一定會考慮到。只是出於對第一點，那個大秘密大宗旨的遵從，才不得己選擇了實際操作中的急燥。這是無可奈何的，可也是熱血沸騰，不得不做的！

第三，變法的涉及層面、具體法令。

環環相扣，每一個條件都為上一個服務，這是一整條互動互補，一榮俱榮，一損百損的利益鏈條，哪一點出了錯，都會讓帝國承受不可估量的打擊。具體到第三條，它得服從前兩個前提，國家必須迅速富強，極快地增加國庫厚度。

得有錢，才能去做那些事。至於說事後怎樣，只要那個大秘密大宗旨勝利了，一切都好說。

這三點討論過之後，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裏，變法己經有了一個完整的、宏觀的藍圖，到了這時，才能進行實際操作。

實際操作讓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後，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來鎮撫局勢，安定人心。王安石組建的變法班底更有講究。

成立一個全新的部門，名叫“制置三司條例司”。故名思議，它是以國家的財政總署三司省為根基，研究怎樣生財的特殊部門。以現代的名詞來叫，可以稱作“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或者“發改委”。

這個部門平空出現，直接把改革變法的事務都攬了過去，什麽東府西府兩制內侍，都沒你們的份兒，一邊兒呆著去。為了保險起見，同樣讓王安石當副手，名義上的負責人是副相陳升之。接下來王安石的班底成員們，就成了一個被爭議了近千年的問題。

王安石此前所擁有的只是名聲，名聲的成分裏最大一部分是好奇。人們不理解他為什麽總是放棄高官厚祿，安於貧賤做基層工作，多了不起啊。因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點。

這和大聖大賢什麽的都不靠邊，如果非要說他的文章多好，對不起，真的好，可也遠遠沒到歐陽修的影響程度。世間就是這樣，就算你到了同一水平，也別總想著有一樣的影響。

所以他不可能有什麽親信集團。那麽開始做事了，誰來幫他呢？只能從日常交際中去選，這樣的前提就決定了人才的質量和數量。比如說呂惠卿。這個人在後來罵名天下，舉世皆知，一臭萬年，歷代所有君子都搖頭。甚至直接把他的問題加在王安石的頭上。

親信的所作所為，完全是為了領袖服務。他的罪過，就是你的問題！只是非常遺憾，呂惠卿之所以進入王安石的視線，完全是一位君子中的君子的推薦。

呂惠卿，字吉甫，生於公元1032年，泉州晉江人。出身於官吏世家。宋史裏記載他考中了進士，分配到真州做推官，調進京城，和王安石偶然見了面，兩個人談論經文，非常投機，就此進入了變法集團。

也就是說，王安石饑不擇食，哪怕從不認識，只要稍微投緣，就會結成死黨。至於呂惠卿真正進入王安石視線的歷史真相，就被宋史選擇性失明了。

只因為那個人是“君子”。

可惜在歐陽修自己的文集裏露了餡，他有一篇上報給朝廷的奏章，名叫《舉惠卿充館職劄子》，把呂惠卿說成是“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私下裏更在很早之前，就給王安石寫過私人信件推薦。

當時王安石在常州作知州，呂惠卿是州府裏一個普通的屬吏，歐陽修的信裏稱贊呂惠卿這樣不凡，那樣奇妙，要王安石特別對待，才有了兩人初步的接觸。說到這裏，就要談一下歷代大事件的參與者之謎。那些貌似與眾不同的人，在歷史裏留下了印跡的人，都是因為自己出類拔萃的能力、高雅脫俗的品行，才脫穎而出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