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雪 降（第2/7頁）

1862年1月15日，一個名叫西勒（J. C. Sillar）的人在會中提議，英國“與太平軍首領好言相談”，把上海拱手讓出，由“這些印發《聖經》的人”來接管這座“崇拜偶像的本地城市”，以“平和易手這座城市”。這麽一來，英國人不但能洗清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能使租界上的中國難民免於災難——西勒先生誇大其詞，估計難民人數會有七十萬——否則的話，這些難民將“成千上萬地沖到馬路上來，淹死在河裏……同時街上會堵滿被踐踏的屍體”。但沒有一個人同意西勒的建議，一教士宣稱，現在是“對太平軍采取迅速而堅決行動”的時候了，這個相反的建議“在熱烈的掌聲中獲得通過”。8

沒人料到天時有變。1862年1月26日下起大雪，歷五十八個小時方止，積雪達七十六厘米厚，經過風吹，有些地方的積雪更厚。雪停了之後又開始降溫，氣溫逐漸下降。到1月30日，氣溫已降到攝氏零下十二度。整個原野天寒地凍，達二十多天之久，《北華捷報》稱此酷寒氣候“未嘗見諸上海的氣象記錄也”。9

這場大雪對太平軍乃是一大災難，他們沒有足夠的冬衣禦寒，既不能突破郊區防線，也不能打碎堵塞河道的冰塊。“我們動彈不得”，李秀成一語道之。10

1862年初這幾個月至為關鍵，太平軍的攻勢被天氣所阻，沒能突破上海業已增強的防禦工事，既沒占領非租界區，也未能打敗洋人。1862年暮春，曾國藩的弟弟率官軍從安慶出發向下遊挺進，趁太平軍兵力空虛之際，攻占了雨花台腳下的戰略要地，扼長江江岸和南京南大門之間。李秀成放棄奪取上海的打算，1862年秋回師攻擊官軍在天京周邊築起的防禦工事和圍柵。他用盡辦法來破壞官軍工事，卻是勞而無功。11

太平軍的處境固然嚴峻，但他們所受的苦遠遠比不上這一帶的百姓，戰事無止境，百姓也家破人亡，流離失所。長江三角洲的百姓至少要對付八路來回征伐的人馬，包括太平軍的野戰部隊，與太平軍松散結盟的秘密社團和其他非正規軍，獨立的水陸幫匪，地方團練和農民自衛武裝，由像曾國藩弟兄之流所招募的大隊官軍，歸江蘇省官員統率的朝廷正規軍，由清廷雇傭、由美國人華爾（Frederick Ward）指揮的洋槍隊，以及由英國人指揮，以海軍上將何伯（Hope）和陸軍準將士迪佛立（Staveley）為首的西洋各國海陸聯軍。

在這一年多來，從上海經蘇州到長江邊，甚至直至南京城下的洋人和中國人，不管走的是水路還是陸路，皆可見到荒涼景象，對此已是見怪不怪了：在這片長寬各約八十公裏的地區，每間房舍幾乎都被破壞，或是燒掉一角，或是拆了門板屋梁。這些木料或是充作軍隊的薪材，或是用來搭建浮橋，或是充作防禦工事，繞村而立。在這些用作短期營地的村莊裏，男丁被各方人馬強行征用，婦女則被擄走，徒余“炮彈殼與白森森的屍骨間雜相伴”，三五老人收拾斷垣殘壁12。這些村落的“房舍盡毀；滿地汙穢；屍骨或棄之於野，或於溝壑，聽任腐爛”。江邊的屋舍都遭洗劫，有時連綿數十裏而不絕，百姓頂多只能睡在簡陋的草房或蘆葦棚下。13

只要能拿來燒的東西，不管是木材、幹草、棉花梗、蘆葦，價格都翻了一兩翻。村民以“老人為主，臉上滿是痛苦絕望”14，站在河邊，拿出小籃，裏頭有一點雞蛋、橙子或小塊豬肉等。在路上遇到的村民，臉上刺著“太平天國”四個字，表明他們是從戰場逃出，又被太平軍軍官抓到，以此方式警告他們不要再開溜。有些人臉頰下陷，上有疤痕，是因想用刀刮掉臉上的字。15

旅人遇到的難民，有些是三五成群，有些則多達三百五十人左右，男女老少皆有，還有些殘疾人，有的扛著家當，有的扛著旗子和長矛，有的空手而行。西方傳教士循陸路走過廢棄的村莊，只見屍骨四處散落，動物在殘垣間覓食。而走水路的傳教士發現，他們有時要從浮在河上的腐屍之間慢慢開出路來。16一個在蘇州附近旅行的傳教士看著眼前的屍體“直想吐”，有一幅景象長駐心頭，縈繞不去，“一個小孩活活餓死，幹屍撐坐在中國人給還不會走路的小孩用的那種似椅似床的東西上”17。

就連那些英國退伍軍官也深有同感。他們見多識廣，早對戰爭引起的苦痛習以為常了，起先譏諷傳教士多愁善感，過於誇大苦難，到後來也有類似的看法。“在所有我們有機會去過的地方”，英國遠征軍軍需官渥西雷（Garnet Wolseley）寫道：“人民的痛苦和慘狀無法以筆墨形容。一大家子擠在用蘆葦搭成的矮棚裏，刺骨的北風從破敝處呼嘯而入，這些人衣衫襤褸，蜷縮在一起以取暖。老人沮喪不樂，太過虛弱，無法工作，而孩子的臉上餓到露出渴望的神情，凡是見過這場面的，便會永難忘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