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 墻（第2/4頁）

1830年代的廣州城與十三洋行

廣州洋行。這些西洋人局限於廣州西南一隅，自成天地，個中風貌畢現於英國畫家錢納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筆下。錢納利在1825年定居於澳門，在1826年畫了廣州的美國館。

錢納利也喜歡速寫在廣州的洋人，1838年畫了傳教士郭士立（Karl Gutzlaff）作福建漁民打扮。郭士立精於語言，經常穿著這身打扮在中國東南沿海傳教，操著各地方言，散發宣傳基督教的小冊。郭士立在1835年與美國傳教士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沿岸航行傳教。1836年，史蒂文斯給了年輕的洪秀全一套基督教小冊子。

錢納利也訓練了一些中國畫師，其中一名在1830年代畫了這幅十三洋行圖。在錢納利速寫了美國館之後，而昔日空曠的廣場，如今也有些地方給圍了起來，成了私人花園。圖中所見的商行區在1841年的鴉片戰爭中為清兵所占領，並於1842年焚毀。

洋人之間頗有來往，有時也奏樂助興。來訪船上有紅衣樂手會在廣場上演奏，讓洋人聽得興起，但讓一旁的中國人驚詫不已，聽得挺不舒服6。1835年的廣州還出現了從未見過的新玩意兒，在蒸汽船上開宴會，還有樂手相伴，沿河而下，航向島嶼密布、風光旖旎的大海7。出了港灣，循小徑登伶仃山頂，在十五個挑夫的簇擁下，找一塊平坦的大石，擺上雞鴨魚肉、美酒糕點，當然也是有樂隊助興。吃飽歇足之後，如果你希望的話，還可順著山坡踏上厚實幹爽的野草，一路滑到山腳8。

語言似乎是個問題，因為放眼廣州城和洋行，沒半個中國人能讀寫英語或其他歐洲語言，只有幾個洋人能勉強寫些粗淺的漢文。但情況也不總是如此——在1810至1820年代東印度公司的全盛期，有十來個英國年輕人來廣州洋行學習漢語。他們譯了一些中國小說戲曲，甚至還譯了一些中國典章，這樣便能更審慎評估官府規章是否公正。雖然官吏有時把那些教洋人漢語的中國人關起來，甚至還處決了一人，而教漢文的人往往得偷偷躲到學生的寓所。東印度公司的代表奮力抗爭，努力不懈，終於爭得以漢語譯文（而非英文）呈遞商務文書，以及雇中國教習學中國典籍和廣東方言的權利。雖然公司董事始終沒爭得雇傭中國刻工的權利，但他們還是自己用木版刻刊了一本英漢字典。而且他們還設法收了四千本書，裏頭有不少中文書，在宏偉的洋行裏設了圖書館，請公司的資深醫生代為管理圖書館。9

隨著英國政府在1834年取消東印度公司的對華貿易特權，這段輝煌的歲月也一去不復返。大部分的學生和精通漢文的人被派到其他國家。良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死於壟斷權廢除這年。那所圖書館也撤掉。到了1836年，只有三個在公司的花名冊上被列為“學有所成”、可領享年金的年輕人留在廣州，其主要工作是照看公司留下的房屋，督辦撤離事宜10。在劃定給洋人住的區域裏，連一家書鋪也找不到，因為律令明文規定，不準賣中文書給洋人，即使把地方史志給洋人看也屬違法。想找書的話得多走幾步路，到城西的一條小巷（這條小巷兩頭有門，夜裏會上鎖），裏頭有兩家書鋪敢於犯禁，把一些小說、演義和“志怪故事”賣給洋人；有時還代為設法從城裏的大書鋪買些其他書籍11。

但是多年經驗衍生出一種被稱為“廣東洋涇浜”或“皮欽英語”的語言，幾乎所有在洋行間討生活的人都用它。這種語言把借自葡萄牙語、印度語、英語和各地方言的詞匯糅為一體，而後根據漢語來拼讀，在發音時把“r”轉成“l”，把“b”轉成“p”，讓來自五湖四海的人能互相聯系。“Pidgin”一詞源自英語的“business”（生意），發音誤轉為“pidginess”；而“Deos”（上帝）則成了“joss”，因此“宗教活動”就說成“joss pidgin”。“性”是“lof pidgin”，“竊賊”則是“la-le-loons”，源自“ladrao”，“船只”說成“junks”，“市場”是“bazaars”，“午餐”是“tiffin”，“信件”是“chit”，“管事的人”（mandar）說成“man-ta-le”或“mandarin”，“文書”說成“chop”，“緊急文書”說成“chop-chop”，“十萬”是“lac”，“勞工”是“coolie”，“會議”是“chin-chin”，“熟人”說成“number one olo flen”12。在齒輔音之後會加兩個“e”，這樣“want”就成了“wantee”，“catch”就成了“catchee”。店鋪夥計手頭放有一本手冊，由當地人編纂，當做生意指南。裏頭列著某個事物的中文名稱，再以廣東方言標注英文的發音。例如“秤”標作“士開了士”，“一月”就標作“葉那裏了”，“西風”標作“威斯溫”，“一、二、三”就標作“溫、吐、特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