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陳白沙與明朝『思想解放』（第3/4頁）

對陳獻章，吳與弼一開始就大為賞識，陳獻章初入門下時，吳與弼即向眾門徒贊道：“汝等皆他日光耀我學之棟梁，唯公甫（陳獻章）必可自成一家。”雖如此，但陳獻章的“學習成績”卻慘淡。吳與弼治學嚴苛，要求學生“必先從事小學，以立根基，然後進乎大學”，即學習講究“循序漸進”。陳獻章素來“行文狂妄”，時常因“妄論”而遭呵斥。不過吳與弼“貧而樂”的生活方式，以及“靜心省察”的學習方法，皆讓陳獻章受益匪淺。吳與弼對陳獻章最重要的影響，恰如陳獻章後來寫給同門師兄胡九韶的信中所說：“初從吾師，本欲尋求得功名之法，然日久熏陶，終以傳道求解為己任。”此後的陳獻章，“金榜題名”不再是人生目標，“做學問”成為終身追求。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名滿天下的吳與弼經權臣石亨推薦，得明英宗朱祁鎮征召，被任命為“左春坊左諭德”，無心仕途的吳與弼雖“應招”，此後卻屢次上表“辭職”，終在幾個月後“退休”回家。25年後，已是“大儒”的陳獻章，也重復了恩師相同的人生選擇。

天順元年，在入學“崇仁學派”僅1年後，陳獻章即拜別恩師，回到家鄉廣東江門繼續研讀學問。關於這段短暫的學習生涯，吳與弼臨道別時寄語道“汝好求甚解，然素獨行，唯修身養性，方能成大業”。多年後的陳獻章，在《答趙提學僉憲》一文中也承認，投身吳門的短短1年裏，他“尚未得其旨，未能悟其師道”，直到歸鄉後“靜坐久之，反復體味，方見此心之體”。當代海外學者黎東方更評價道：投身吳與弼門下的短短1年時光，卻是陳獻章一生治學之路的重要轉折點。

四

天順元年冬，陳獻章回到了家鄉——廣東省江門市白沙村，在其家鄉村莊的小廬山麓之南，修築了一座茅舍，取名“春陽台”，從此閉門謝客，以吳與弼“靜坐中養出端倪”的治學思路，和“一小學及大學，循序漸進”的學習方式，埋頭鉆研理學之“道”，這一“鉆”就是8年。8年間，陳獻章“謝絕交遊”“不事耕作”，連一日三餐都由家人從墻洞裏送入，此後不僅“悟其師道”，學問更是大進。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春，“閉關”多年的陳獻章終“出關”，在春陽台開館設學，消息一出，四鄰州縣紛至沓來，一時間“門庭若市，嶺南才俊齊集求教”。之所以有這般“轟動效應”，一者陳獻章早年為“嶺南神童”，雖屢試不中，可在當時被認為是“蠻荒之地”的廣東地區，享有盛名，二來陳獻章師從吳與弼，乃南方儒家主流“崇仁學派”的嫡傳弟子，在文化尚不發達的廣東，自然具有“名人效應”。

身為吳與弼“嫡傳弟子”的陳獻章，開館講學別具一格，教學方法分5個單元：一，先靜坐，後讀書；二，多自學，少灌輸；三，勤思考，取精義；四，重疑問，求真知；五，詩引教，哲入詩。其治學思路，承襲了吳與弼“靜坐養性”的精髓，但重點，卻在“自學”“思考”“真知”3個環節。觀其治學語錄，“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一句，徹底打破了明朝立國以來對聖人的“迷信”。核心思想可概括為一句話：獨立思考，以心求道，可稱是明王朝特色的“素質教育”。

在“素質教育”的方式上，陳獻章也別出心裁。他一生著文甚少，不曾有一部專著，只有若幹首詩和短文，被後人結集刊刻成《白沙子集》。尤其是詩文，陳獻章主張“詩引教，哲入詩”，其詩作廣采民歌俚語，行文通俗易懂，內在哲理含義卻悠遠無窮，先後做《戒色歌》《戒懶歌》《戒戲歌》，皆朗朗上口，不僅成為其學生的“座右銘”，在山野百姓中同樣廣為流傳。

“傳道”的同時，陳獻章如恩師吳與弼所預言，此時已“自成一家”，其核心思想正式確立——共分3個環節，一為“道”論，主張看待聖人之“道”時“貴有疑，疑則求知，求知則進”，即對前人文化思想要“批判的繼承”；二為“涵養論”，主張學習過程中“靜坐中反復體味”，在學習過程中求“靜”，戒除功利浮躁，承襲自吳與弼“靜坐中養出端倪”的治學思想；其三為“自得論”，對比吳與弼“求解聖人之心”的治學目的，陳獻章主張“自得”，認為學習的目的是“受用”，且“一心有一得，萬心各不同”，即我們今天所說的“獨立思考精神”。恰是這條，顛覆了明王朝自立國以來“文化專制”的傳統，即使是百年後清王朝編修《四庫全書》時，對此同樣是“毀譽參半”。近現代國學大師錢穆也說：“陳白沙的獨立思考精神和懷疑精神，開創了明朝中後期思想解放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