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陳白沙與明朝『思想解放』（第2/4頁）

這段“文化專制”，後世史家褒貶不一，比如明朝正德年間名臣楊廷和就曾贊嘆道“倘太祖（朱元璋）在位，豈容時下妖言禍國”？萬歷時期工部尚書朱衡稱贊朱元璋此舉“正人心，明綱常，天下從此大安”。說“天下大安”的確不假，在明初內憂外患，“物質文明”極度落後的“爛攤子”下，朱元璋的“高度專制”，著實起到了“團結全國人民”的作用。洪武、永樂時代“府庫充盈，官民皆富”的盛景，確與之大有關聯，但“消極影響”同樣流毒深遠。明初思想家方孝孺就曾抨擊道“因言論罪，人人自危，非盛世之相也”，明末思想家顧炎武更直言不諱，認為八股文“敗壞人才”“禁錮思想”，近代學者康有為更是“一棍子打死”，痛斥“我中華之保守衰敗，起於明初也”。而縱覽歷史，我們會發現，從朱元璋建立明朝至明宣德年間，半個多世紀裏，明王朝雖有《永樂大典》《皇明祖訓》等“文化建設成果”，卻未有一位石破天驚的思想家，未有一部足可流芳百世的“文化作品”，引領詩詞潮流的，竟然是教條死板的“閣體詩”，足見“文化禁錮”之深。

這樣的“死氣沉沉”中，新思想也在“悄悄萌芽”。即使在“主體思想”全面確立的永樂時代，重臣夏元吉率先提出“不因文殺人”，為安撫“靖難之役”後舉國知識分子的抵觸情緒，永樂皇帝朱棣采納其言，並補充入“祖訓”。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全面復興，至明朝中葉，秉承理學思想卻帶有獨立觀點的思想家陸續出現，代表人物為薛瑄的“河東學派”和吳與弼的“崇仁學派”。先說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天順朝時一度入閣為相。他曾在朱熹講學的白鹿洞講學，核心思想只在一句話：“實理，皆在萬事萬物，聖人之言不過摹寫其理耳。”即中國儒家思想中有名的“唯物主義”思想，在當時影響深遠，被稱為“北儒”。與之呼應的正是“南儒”吳與弼和他的“崇仁學派”。吳與弼，字子傅，江西臨川人，核心思想為“靜時涵養，動時省察”，雖承襲自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卻否定掉了其中的“滅”字。明英宗天順時代，這“南北兩大儒”皆退職還鄉，開壇授徒，成化至弘治朝諸多英傑都出自其門下，而吳與弼的門徒中，正有明王朝思想史的“旗幟”——陳獻章。

三

明宣宗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陳獻章出生於廣東新會北都峰山下會村，相傳其出生時“啼聲嘹亮，日夜不絕，卻聞誦讀之聲，即止啼靜聽，諸鄉鄰大奇之”。雖是傳言，但陳獻章少時就博聞強記，3歲即能識字，5歲便能熟背《論語》，可稱是當地“神童”。7歲那年，陳獻章隨祖父舉家遷往廣東江門白沙鄉，故後人尊他為“白沙先生”,他所創立的學派，被稱為“江門學派”。

身為“神童”，陳獻章少年成名，史載他“年少敏警”，讀書“一覽成誦”。19歲那年，陳白沙參加廣東鄉試，一舉考取第九名。21歲那年，陳獻章赴京參加會試，卻只考取了“副進士”，只得入國子監繼續深造。比起命運相似的丘浚等人，陳獻章的運氣“背”得很，此後兩次參加會試，皆名落孫山。“閱卷”之時，主考蕭滋（即丘浚的恩公）認定陳獻章行文“不遵聖人之教，雖才思敏捷，卻必為離經叛道之徒”，大筆一揮將其“掃地出門”。3年後再考，副考陳循對陳獻章賞識不已，“贊其才思縝密，欲顯之”。但主考江淵惱陳獻章“行文狂妄”，再次將其“淘汰”。兩度受挫下，陳獻章決定離開國子監，遍訪天下名師，以“悟通聖人之道”。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陳獻章南下臨川，被“南儒”吳與弼收入門下，成為“崇仁學派”的嫡傳弟子。這吳與弼在當時可稱“奇人”，少年時，他也是江西神童，6歲入學，7歲即“精於對句”，16歲“詩賦之名遠傳”，天生的“狀元苗子”。19歲那年偶讀到大儒朱熹所做的《河洛伊淵錄》，大為神往，從此立志以研習傳播理學思想為己任，竟“棄應試之學”，此後精心研讀理學經典，整整兩年足不出戶。21歲後歸鄉辦學，從此“四方來學者，誨教不斷”，開創“崇仁學派”。雖然“名滿天下”，但“教書匠”的日子確實清苦，中年以後，吳與弼家道中落，生活困頓，自述“貧病交攻”“舊債未去，新債又來”，窮日子裏，吳與弼半耕半讀，更常在農活時與諸學生研讀學問，夜晚讀書燈油用盡，竟“燒薪為充，誦讀甚好”，如此“樂觀主義精神”，自然感染了他的弟子，其學生胡九韶就曾感嘆“唯先生遇患難仍能學習進益”。晚年的陳獻章也回憶說：“每遇艱難困苦，遂憶先生之安貧樂道，彌足刻骨銘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