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陳白沙與明朝『思想解放』

一

講過了明朝中葉錯綜復雜的官場權謀，刀光血影的金戈鐵馬，內外交困的步履維艱，除舊布新的嘔心瀝血，終於要講到一個既熟悉卻又陌生的環節——繁榮的文化。

說熟悉，是因為這是一個“八卦”比較多的時代，單是一部“唐伯虎點秋香”的鬧劇，幾百年來“三笑”到今天，依舊令世人意猶未盡。雖是子虛烏有，卻也見證了這個時代文化人物的群英薈萃：書畫有墨香悠遠的吳中四才子，散文有“文必秦漢”的李夢陽領銜的“前七子”，詩文有李東陽執牛耳的“茶陵詩派”，學術有王恕持鞭的“三原理學學派”，觀諸英傑萬象，可謂“群星燦爛”。但20世紀初葉，在半封建社會裏苦苦思索救國道路的中國早期資產階級仁人志士們，縱然政見不同，卻不約而同地給予這時代一個人以至高的推崇，維新派旗手梁啟超贊他“發揚志氣，與自然契合”。革命派領袖孫中山願“自詡為其五百年後私淑子弟”。大時代下，他是大家心有靈犀的旗幟。這個人，便是明朝中葉最偉大的思想家，中國儒家思想承前啟後的傑出人物——“白沙先生”陳獻章。

說起明朝的“思想”，這是明朝文化中令後人感到分外陌生的事物，傳統史學觀念裏，明王朝尊崇程朱理學，開八股取士，嚴格劃定“考試範圍”和“答題思路”，字字句句都要從程朱理學中“引經據典”，甚至立國之初大興文字獄，實行高度恐怖的文化專制政策。然而“恐怖”“專制”之後，卻是明朝中後期新思潮的勃興，陽明心學欣欣向榮，晚明“三先生”振聾發聵，“西學東漸”紅紅火火，恰如台灣歷史學家蕭一山所說“專制的明王朝，締造了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時代”。而這“文藝復興”的先驅者，便是白沙先生陳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號石齋，又號碧玉老人，南海樵人，玉台居士等，因少年時隨祖父遷居廣東江門白沙鄉，因此別號“白沙先生”。對比同時代的“文化英傑”，“三原學派”掌門人王恕的進士出身，沉浮宦海30年；“茶陵詩派”的開創者李東陽，自小即是“神童”，後又科場高中，一度入主內閣，皆是當時天下的“風雲人物”；唯獨“白沙先生”陳獻章，雖也少年成名，身負奇才，21歲即考入國子監，但此後科場屢遭失敗，仕途無門，終其一生，也不過是個“白丁”。然而歷經歲月大浪淘沙，當同時代的“英傑”們紛紛隱沒入歷史的塵煙，“白沙先生”卻屹立不倒，在風雲變幻裏終成“旗幟”。了解他的功業，還要從明王朝建國後的“精神文明建設”說起。

二

同中國自漢以後的歷代封建王朝一樣，明王朝同樣把儒家思想作為“精神旗幟”，早在“爭天下”時期，朱元璋即廣納各方儒士，設“禮賢館”招攬文化英傑。明初著名文臣宋濂、劉伯溫，皆為當時儒家理學名臣。劉伯溫在向朱元璋論述“建國大業”時，提出了“以孔孟之書為經典，以程朱理學為注解”，程朱理學傳人、元朝理學大師許衡被“陪祀孔廟”。明太祖朱元璋一度欲認程朱理學宗師朱熹為“先祖”，雖“攀親戚”不成，但明王朝立國後，以“八股文”開科取士，考試內容“遵從聖人訓導，以程朱之解為準”，從此“非朱氏之言不尊”，從考試體制到答題方式皆嚴格規定，全國各地縣學、府學，乃至中央的國子監，更要“傳授聖人之教，但有私自妄議評論者，一律重懲之”。甚至朝臣奏報，也需“依八股體例行文，引聖人之教立論”，但有“違制”者，輕則丟官下獄，重責斬首甚至抄斬。至永樂皇帝朱棣在位的明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文淵閣大學士解縉以程朱理學為標準，匯輯經傳、集注，編為《五經大全》《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由朱棣“詔頒天下”，從此“合眾途於一軌，會萬理於一原”，正式奠定了朱明王朝建國的“主體思想”——程朱理學。

為捍衛“主題思想”，明王朝在文化上厲行專制。明初文化專制，不但有嚴格“體例限制”，連咬文嚼字也到“雞蛋挑骨頭”的地步。朱元璋在位30年，大興“文字獄”，北平趙伯寧有“垂子孫而作則”，朱元璋懷疑“則”通“賊”，殺！常州蔣鎮有“睿性生知”，朱元璋懷疑“生”通“僧”，殺！懷慶李睿有“遙瞻帝扉”，朱元璋懷疑“扉”通“非”，殺！與之類似的“文化案件”，僅明史記錄就有30余起，皆血雨腥風。朱元璋甚至連“鄒國亞聖公孟子”也敢整肅。一日宋濂為朱元璋講《孟子》，讀到“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一段，朱元璋當場拍案大怒，喝斥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隨即頒旨，刪去《孟子》一書中“違禁言論”共85處，剩余175節，編成《孟子節文》，於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發行全國作為“欽定教材”。次年，朱元璋又下詔書，大罵孟子言論“非臣子所宜言”，宣布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地位”，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又明告群臣，凡有勸阻者，一律以“大不敬”論罪處死。煞費苦心，終建成了明王朝的“高度文化專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