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誰為『土木堡慘案』負責

一

在明英宗統治的正統朝，“土木堡之變”堪稱是今人最耳熟能詳的大事件。明英宗正統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領也先兵分三路，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全面進攻。明英宗朱祁鎮僅經過3天準備，就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北征，遭瓦剌軍合圍，被圍困在土木堡。八月十五日，瓦剌發動總攻，一舉擊破明朝大軍，俘虜明英宗朱祁鎮，成為明王朝立國以來的奇恥大辱。歷代以來，也多為後人所感慨哀嘆。論及罪責，也時常歸責為“王振擅權”“草率出征”，但如果細細審視從明朝宣德時代到正統時代20多年的政局變遷，便可見真相並非如此簡單。

先看“大背景”：第一個要為土木堡之變“買單”的人，就是永樂皇帝朱棣。朱棣在位時，5次北征蒙古，沉重打擊韃靼、瓦剌諸部勢力，可謂武功赫赫。但在他最早起兵的“靖難之役”後，為酬謝兀良哈三衛的出兵相助，將原屬寧王的內蒙古興寧地區盡數劃撥給了兀良哈，不但使兀良哈三衛實力大增，漸成明朝邊患，更使明朝北部“九邊”頓失屏障。朱棣晚年的三次北征，雖沉重打擊了蒙古韃靼部，卻使一直與韃靼爭鋒的瓦剌部坐大，被明朝在蒙古草原上窮追了一輩子的韃靼“興寧王”阿魯台，沒死在明軍手中，最終被瓦剌擊斃，瓦剌也借此成為蒙古高原實力最強的一支，其“發家”歷史，實拜朱棣所賜。此外，朱棣將遼東的谷王、韓王、遼王盡數內遷，留當地女真在遼東地區“自治”，結果至明英宗正統初年，遼東女真各部皆被瓦剌收復，成為其南下侵略的輔助力量。而得到興寧重地的兀良哈三衛，也不甘再聽命於明朝，反與瓦剌相互勾連。時人常以宦官王振為土木堡之敗的“禍首”，但宦官參政，也是從朱棣時代開始。

朱祁鎮的父親朱瞻基，同樣對土木堡之敗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對內方面，朱瞻基施行“仁政”，對諸多親貴的違法行為特別是土地兼並行為頗多姑息，不但造成後來牽制明王朝精力的流民起義，更令朱元璋時代確立的“軍屯”制大受破壞。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監察禦史陳祚就曾奏報說：“遼東邊地，軍田被侵已達三成。”宣德六年，兵科給事中楊亮又揭發諸多親貴“擅調邊軍為奴”的行為。宣德七年，河南巡撫李昌淇也上奏當地軍屯土地“多被勢家大戶侵占，士兵無地卻苦於賦役”的慘狀。宣德八年，刑部右侍郎魏源揭發“宣府大同諸邊地，將官侵占軍屯日甚，以至兵戶四散逃亡”。如此種種，明宣宗皆不了了之。“軍屯”沒有保證，軍隊戰鬥力當然被削弱。明宣宗的國防政策也非常保守，撤掉開平衛不說，還對眾邊將賦詩說“慎守只需師李牧，貪功何用學陳湯”。結果“李牧”沒學來，防線卻內縮嚴重。瓦剌也先殺太平、孛羅二首領，其族人多怨憤，數次到明廷哭訴，請求明王朝做主，楊士奇卻說“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明王朝最終袖手旁觀，坐看了瓦剌的崛起。瓦剌正統十四年的南侵之禍，從此時就已注定。至於再說到土木堡之敗的“禍首”王振，明朝宦官掌握批閱奏折大權的“司禮監”，恰是明宣宗在位時所設。

“歷史遺留問題”講完了，那麽做為“當事人”的明英宗，以及被看做“罪魁禍首”的大公公王振，又該負多大的責任？且讓我們從正統朝的朝局開始。

二

明英宗9歲登基後在位的正統朝，歷來評價不高，個別歷史學家還把它看做“明王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因後人對王振的種種抨擊，這14年更被許多人看作王振一手遮天，殘害忠良，朝政糜爛的“黑暗時代”。要了解真相，還需看王振本人：王振，河北蔚縣人，原是個不得志的教書先生，宣德年間主動報名入宮，進入“內書堂”，侍奉太子朱祁鎮讀書，憑“矬子拔將軍”（宮裏太監多不識字）的一身才學，很快被明宣宗任命為“東宮侍讀”，深得尚是孩童的朱祁鎮的敬重，平日對他的稱呼都是“王先生”。朱祁鎮即位後，王振被任命為“司禮監掌印太監”，正式成為宦官之首。但是在正統朝初期，他離“一手遮天”差很遠。

朱祁鎮即位時年僅9歲，朱瞻基臨終前為他留下了5位大臣，分別是英國公張輔，禮部尚書胡瀅，大學士楊榮、楊浦、楊士奇。而真正執掌“決定權”的，是明英宗的祖母張太皇太後。張太皇太後素稱“賢德”，國家大事信賴“三楊”等文臣，且為朱祁鎮每日安排“經宴”，即安排文臣每天給朱祁鎮講學，朱祁鎮年幼貪玩，自然受不了。此時，王振一面時常組織內宮衛隊操練檢閱，各種軍事表演讓朱祁鎮大飽眼福；一面又時常當著“三楊”的面勸解朱祁鎮不要“玩物喪志”，令久歷宦海的老臣楊士奇也感嘆道“宦官中有此賢良，真乃幸事。”但“賢良”的王振卻暗中排斥異己，任命自己的親信紀廣為禁軍都督，掌握了禁軍軍權。張太皇太後聞訊，深感王振包藏禍心，殺心頓起。正統元年二月，張太皇太後當著朱祁鎮以及5位“輔政大臣”的面，宣召王振覲見，當場歷數王振誘引朱祁鎮“不學好”的種種罪過，要“賜死”王振，嚇得王振立刻癱瘓。生死時刻，曾稱王振“賢良”的楊士奇帶頭求情，朱祁鎮也下跪向祖母哭求，反復哀求下張太皇太後心軟了，饒了王振的性命，但警告眾大臣“以後不可令他幹擾國政”。經此一嚇，此後幾年，王振分外收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