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誰為『土木堡慘案』負責（第2/5頁）

在這幾年裏，明王朝也進行了種種“善舉”。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開始清查北方九邊將士的“缺額”，增加寧夏地區的軍力守備，次年又派刑部尚書魏源持“尚方寶劍”，清查宣府、大同兩大軍鎮的軍餉拖欠以及軍屯侵占案件，斬殺十數名違紀軍官，還委任名將楊洪鎮守宣府，在通州等地設十三糧倉，儲備軍糧，停開湖廣、河南等地的“銀廠”，減輕當地百姓負擔，調3萬禁軍在京城周邊屯田。如此種種，皆是對永樂、宣德兩代諸多失誤的補救，對英宗被俘後的北京保衛戰也起到重要作用。此外，正統三年，五年，六年，明王朝還因災荒減免了山東、浙江、江西的賦稅，正統七年更建立了由戶部直接掌握的“太倉銀庫”，專門用以儲備國家行政運作的“專款”，“皇室開支”與“政府開支”就此分開。此舉被美國亞洲史專家羅斯墨菲贊嘆為“皇室政治改革的創舉”。同時還修訂了朱元璋時期立下的“栓選法”，規定京城三品以上官員推舉言官，四品以及侍從言官推舉知縣，一時間“正人匯進”。明王朝的國勢，這段時期尚在蒸蒸日上時。

王振的勢力也在這段時間“蒸蒸日上”，從張太皇太後面前撿了條命後，王振大為收斂，一度小心做人，張太皇太後對他仍舊頗為警惕，時常派人暗中監視他的不法行為，但得到的信息都是王振很“奉公守法”，從此也漸有好感。真正使張太皇太後轉變對王振的印象，是正統四年（公元1439年）的“毆死驛丞案”。福建按察使廖謨因小事打死驛丞，死者是閣臣楊浦的鄉裏，廖謨是另一閣臣楊士奇的鄉裏，楊浦堅持“殺人償命”，楊士奇卻堅持死者“罪有應得”。兩位輔政大臣在內閣當場反目，吵鬧到張太皇太後處，都是股肱大臣，張太皇太後也頗感為難。王振借機建議說：償命太重，不處理也不行，不如把廖謨降職。此言正中太皇太後下懷，深感王振辦事“秉公無私”的張太皇太後從此對王振信任有加。此後，王振開始培養黨羽，把馬順、郭敬、陳官、唐童相繼安插在東廠、禦馬監等要害部門，其侄兒王山、王林則成為錦衣衛指揮使，大明兩大“特務”組織皆在他掌握中。王振的專權也引起了“三楊”中最富智謀的楊榮的注意，他與楊士奇合議，相繼將曹鼎、馬愉等“門生”引入內閣，用以對抗王振勢力。

對待文臣集團，王振也是軟硬兼施。對“三楊”，王振起初禮敬有加，遇事皆恭敬不已，“三楊”漸漸對他放松警惕。趁此機會，王振廣泛結交文臣裏的“中層幹部”，如左都禦史王文、兵部侍郎徐希等人，對有“糾劾”大權的言官們更是百般拉攏，利用其搜羅朝廷重臣們的“不法證據”。他還利用文臣內部自身的鬥爭，在朝中禦史以及六部侍郎、郎中裏結交親信，最終從文臣集團中“釜底抽薪”，結成一個自己的關系網。這以後楊榮病逝，楊士奇因兒子的不法事遭到王振親信言官的彈劾，不得不“引咎辭職”，胡瀅也因“貪汙”被下獄，剩下的張輔和楊浦年事已高，孤掌難鳴。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華蓋、謹身、奉天三大殿建成，朱祁鎮設宴慶賀，按規矩王振不得出席，私下裏發牢騷，朱祁鎮聞知後，連忙命人打開東華門大門，命王振入宮赴宴，王振到時，百官“羅拜朝賀”，至此大權初攬。次年張太皇太後病逝，王振命人私毀朱元璋立下的“不許宦官幹政”的鐵牌，從此一手遮天。這以後，王振權勢滔天，曾指斥他專權的大臣於謙、鄺焚等人一度被下獄，侍講劉球被害死，曾彈劾過朱高熾的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用“荷校”（一種重百斤的大枷鎖）夾住當街示眾，險些橫死。此外他賣官鬻爵，在六部裏安插親信，在“朝貢貿易”中收受瓦剌賄賂，並向外國使臣索賄，可謂作惡多端。

說了諸多壞事，也要說說王振做過的一些“好事”。首先，他勸朱祁鎮禁止內宮宦官出外采辦，即到地方上征用物品，減免廣西、廣東、江西等地的“貢品”，這確實“減輕了人民負擔”。其次，在排除異己的同時，王振也大搞“反腐”，楊榮、楊士奇的諸多親信因為貪汙，多被查辦。再者，他還曾於正統十年、十二年兩次在山東、河南清查土地，既增加了國家稅收，也讓諸多失去土地的農民重新安居樂業。在邊防問題上，王振曾主持“大赦”，赦免了許多因土地兼並而逃亡的官兵的罪過，允許他們回“老部隊”戴罪立功，使邊關重新召回了數萬老兵。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王振還命戶部撥出專款，幫助陜西、山西兩省因受災而賣兒女的百姓，贖回被賣子女。至於被王振陷害的“忠良”，雖有於謙、陳敬德、李時逸等忠直能臣，但也不乏王驥這樣的貪暴之徒。他所安插的“親信”，盡管有徐佑這樣不學無術的昏官，卻也有王文這樣善於整治貪汙的能臣。而從人品上說，王振雖然狹隘，常因對方對自己“態度不好”就大肆報復，但有時候也“知羞”。國子監祭酒李時逸被王振戴重枷“罰站”，其學生石大用知道後上書王振，表示願替老師受罰，王振閱後自嘲“我還不如一娃娃”，隨即釋放李時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