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誰為『土木堡慘案』負責（第3/5頁）

三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一日，蒙古瓦剌部首領，執掌蒙古三部大權的“太師”也先，率三路大軍悍然發動了對明王朝的戰爭，這場戰場與其說是“明朝與瓦剌的戰爭”，不如說是明王朝與“蒙古部落聯盟”的戰爭。瓦剌的南侵大軍共分三部，一部是由蒙古“傀儡可汗”脫脫不花率領，主要是被瓦剌征服的韃靼兵馬，東攻明朝遼東地區；一部由瓦剌“知院”阿刺率領，主要包括瓦剌軍一部以及兀良哈軍，南攻明朝軍事重鎮宣府；最精銳的一路是也先親自統領的中路軍，是集中了瓦剌部精銳的王牌，攻擊明朝的軍事重鎮大同。戰端一開，九邊重鎮自朱棣去世後20多年的“和平”被徹底打破，長城沿線烽火綿延，炮聲連天。

說到這場戰爭的原因，許多史料都說是由於“明朝削減蒙古馬價，拒絕蒙古和親”，至於失敗的原因，也往往歸結到王振攛掇朱祁鎮擅自出兵上。其實，問題不是這麽簡單的。先說原因，瓦剌首領也先並非蒙古“黃金家族”出身，能夠征服韃靼並掌控蒙古三部，“反明復元”一直是其拉攏蒙古各部的招牌，之前對明王朝的“恭順”，以及絡繹不絕的“朝貢貿易”“馬市”，皆是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也先征服了韃靼部且常年出兵中亞地區“練兵”後，對明朝的戰爭，早已是箭在弦上，所謂“削減馬價”“不嫁公主”，只是為開戰找的借口而已。之所以會選在正統十四年動手，根據蒙古國有關史料記載，長年以來也先重金賄賂明朝在朝貢貿易中負責接待的“通事”，探聽明王朝的虛實，在得知明王朝主力精銳多南調福建和雲南後，終下了動兵的決心。至於失敗的原因，一個讓後來文臣們回避不提的事情是：戰爭爆發以後，明王朝邊關重臣，諸如鎮守宣府的總兵楊洪，大同總督軍務宋英，西寧侯朱英，皆在奏章上建議明軍應以“防守反擊”為主，如楊洪在奏報上所說，明軍應“依堅城憑硬弩火器，避敵鋒芒，以收挫敵之效”。但朝中文臣的看法截然相反，不只是和王振勾連一氣的“奸臣們”，就是內閣裏曹鼎、張繼，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鄺焚、於謙，皆建議主動出擊，比如鄺焚的奏折裏建議朝廷“速派大軍征剿”。之後明廷也依其所議，先期派遣駙馬井源率領4萬明軍增援大同。文臣們和王振唯一的區別是：王振主張禦駕親征，文臣們主張派能將進剿。“主動出擊”的戰術思路，大家並無分歧。

但事與願違，蒙古三路大軍，阿刺知院連克馬營堡和延慶，逼近宣府，宣府總兵楊洪兵力不足，只能憑城堅守。大同更慘，先派軍在貓兒莊（內蒙古察哈爾旗）阻擊瓦剌，幾乎全軍覆沒，明將吳浩戰死，接著大同總督軍務宋英率大軍與瓦剌戰於山西陽高，再次被擊敗，宋英戰死。大同軍之所以主動出擊，一是朝廷連發嚴旨，二是監軍太監郭敬的催促。唯獨遼東明軍爭氣，明將趙忠率軍在黑山設伏，大破“可汗”脫脫不花的韃靼軍，為明軍穩住了防線。

前線敗報頻傳，不但震撼了明廷，也牽出了一個在土木堡事變前，明王朝君臣們都未意識到的問題：以明王朝當時的軍事力量，是很難戰勝瓦剌的。

瓦剌首領也先之前驕人的戰史，前文已經說過，可稱是打遍蒙古高原以及中亞無敵手。另外一個被人忽略的事情是：明朝北部面對的對手，不僅僅是瓦剌一部，而是瓦剌、韃靼、兀良哈三部聯合的“蒙古部落聯盟”，即使是在朱棣橫掃天下的時代，對蒙古部落也只是拉一支打一支，五次北征或打韃靼或打瓦剌，從未與整個蒙古部落作戰。此時明英宗君臣面對的也先，是明王朝自北元滅亡後最強大對手。從明朝方面來說，幾十年“天下承平”，軍隊戰鬥力退化不可避免，而且明王朝正進行著南平鄧茂七以及掃蕩麓川殘余叛亂勢力的戰鬥，北方精銳大多被抽調，依托長城穩守才是最明智的選擇。但七月十四日，明英宗突然宣布“親征”，僅經3天時間，七月十七日即率領號稱50萬的大軍向大同進發。消息傳來舉朝皆驚，吏部尚書王直率百官阻攔，遭明英宗呵斥，最終，這支帶著幾十萬大軍，和明王朝整個內閣以及六部大多數官員的“北伐軍”，走上了北征的不歸路。

王振攛掇明英宗親征的原因，當然如史料普遍所說，是想“立功”，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時王振雖然已經“專權”，但是朝中依然有很多“反對派”，比如兵部尚書鄺焚，侍郎於謙，吏部尚書王直，這些六部裏的重要部門，都不是王振的“自己人”，借一場北征的勝利鞏固自己的權勢才是主要目的。明英宗朱祁鎮之所以同意北征，一面是他年僅23歲，年少氣盛且從小王振就帶他看“禁軍操練”，早就是一個軍事愛好者。此外作為一個剛過弱冠之年的皇帝，要壓服朝中老臣，也自然需要一場對外戰爭的勝利，於是和王振“不謀而合”。至於百官的態度，雖然極力反對，但當朱祁鎮下令“反對出征者論罪後”，除了鐵骨錚錚的於謙外，也大都緘默不語了。之後僅準備3天就出征，如此“犯軍事大忌”的行為，竟無人阻止，除了明哲保身外，也有輕視瓦剌的意思。比如徐有貞在“觀天象”後曾言“北征必敗”，遭到諸多大臣的嘲笑，禦史王立右就曾笑他“危言聳聽”，可見在諸大臣心裏，雖反對北征，但對於勝利，大多數人是不懷疑的。